碧血悲歌――许继慎(7)
苏区弥漫着“立三路线的残余”和“调和主义”倾向，整个工作自上而下陷于无秩序状态；
苏区党组织指导机关形同虚设，集体领导完全不能存在；
苏区政权内钻入了大批富农、地主和豪绅残余分子，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红军行动方针不是由政治任务决定，而是被筹粮左右；
…………
他的结论是：皖西根据地目前的发展状态，纯粹是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红军组织”，现有的组织要么充斥着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要么是些没有觉悟的农民，因此，需要推倒重来。
这个结论点燃了皖西特委的怒火。他们拒绝与沈泽民讨论问题，也不邀请他参加特委会议。
许继慎从没遇到过像这样下车伊始、非批即训的“中央领导”。他几次找沈泽民交换意见，指出由于处于反“围剿”的作战时期，根据地有经验的干部基本上都集中到了红军中，地方干部有许多是新近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对他们要耐心地帮助。他还好心地建议沈泽民多同驻军商量，因为根据地主要是红军开创的，这里的地方干部对红军十分信赖。他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为沈泽民采纳。
1931年4月中旬，张国焘由鄂豫边专程赶到皖西与许继慎见面。他到根据地十几天，发现许继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在皖西根据地，许继慎的威望高于党和苏维埃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强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员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全部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张国焘换过话题，继续给许继慎戴高帽子：“我一路从鄂东北过来，边走边看，发现皖西比鄂豫边繁荣，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各个集镇生意兴隆，粮食也很丰裕，特别是还能保持与外面的贸易往来，真是开了眼界。这里的情况，就像民谚里唱的：‘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功劳不小，我听说你在军事上能力很强，曾中生指挥打仗主要靠你们许（徐），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样支持我。”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泽民，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泽民所持的都是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令张国焘反感的还有一点，就是许继慎爱谈政治问题。不仅爱谈，还十分在行。张国焘最欣赏的将领是埋头打仗、不插手政治的军官。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坚定的反对派。他对沈泽民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沈泽民虽然都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都想削弱其权威，但是，两人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沈泽民虽然“左”得出奇，但为人正派，希望通过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采取辩论、说服甚至是交锋的方式，公开地纠正他认为不正确的行为或倾向。他的问题主要出自教条主义上。
张国焘坏在人品上，他在党内的资历老，他“不老实”名声和擅耍权术的特点也是人所共知。他早就盘算过了，自己和沈泽民一样，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如果在军事方针、行军作战、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是自取其辱。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同样行不通，许继慎是老党员，经历过历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代表了苏区大部分干部的意见。张国焘出人意料地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个人生活作风”上，因为这是最容易败坏一个人形象和最说不清的事情。他有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沈泽民，要求沈泽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带头“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