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悲歌――许继慎(6)

前委多数成员也认为：“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几千人，就这么点力量，怎么个打法？我看，能打到外线上去，搞一两千条枪就不错了！”

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许继慎没有率部向武汉进攻，而是出击平汉线，在遭受几次小挫折后，又改变行军方向，把注意力放在巩固根据地上。为此，他遭到地方负责同志的责难，军中也有人指责他屡次违背上级命令。10月中旬，红一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按照“立三路线”的标准衡量军队的工作，批评军部在进攻敌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时“作战不力”，存在着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许多人把火力对准了许继慎，在改选红一军前委时，把他排斥在外。

许继慎不为所动，仍然执行稳妥的军事战略。11月，他率部奔袭新洲，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郭汝栋第二混成旅包了“饺子”，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这时，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的指示传达到红一军。前委成员听了传达，不约而同地把钦佩和愧疚的目光投向军长。

新洲之战后，许继慎考虑到由于主力出击平汉线，皖西根据地大部被敌侵占，约有二百余名干部和万余名群众遭到杀害，于是果断决定回师皖西。12月上旬，部队夜袭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然后进逼六安，诱使国民党重兵出援。12月30日，援敌分三路向红一军驻地麻埠进逼，被红军包围于东、西香火岭，共歼敌三个团。在恢复皖西根据地后，许继慎又率部赶往鄂豫边地区，在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

在二道河，许继慎率领的红一军与蔡申熙带领的红十五军会合，两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合编为红四军，由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任军长，原来的两个军长蔡申熙、许继慎分别改任红十师和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没有因为职务上的下调而影响情绪，依然全身心地投入战斗。1931年春，他和蔡申熙带领红十、十一师密切配合，在广水双桥镇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三十四师，生俘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整师的胜利。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任曾中生十分看重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过人的军事才能，把他们视为主要助手。这四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日后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军事家，但每个人都独具特色。曾中生大局意识强，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许继慎心思敏捷，机智果断，遇事有魄力，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徐向前厚重慎密，作风踏实，既能独当一面，又乐于做副手和高参；蔡申熙长于进行战略思维和协调工作。曾、许、徐、蔡的搭配本是难得一遇的黄金组合，但是，命运多乖，他们刚刚联手写下第一页辉煌，就被张国焘的黑手折断。

耿介、直率的许继慎多次揭穿张国焘的老底，率先向“左”倾错误开火。在伸出的橄榄枝被拒绝后，张国焘嫉恨丛生，组织了一系列的围攻和诬陷，但仍然折不断硬汉子的脊梁。一场军事战略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将党内斗争推到摊牌的境地。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为灵修之故也。

屈原是许继慎心中的楷模。他不仅对三闾大夫的千古名篇《离骚》倒背如流，更崇敬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性格。

坦诚，直率，不平则鸣，有话直言，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践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准则，这是许继慎的禀性。他深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道理，但是，他不屑去做违背良知的事情，更不愿意戴着假面具做人。他的这种耿介、狂狷的性格使他很快与新任“钦差大臣”——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发生激烈冲突。

1931年春，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了推行其“左”倾政策，中央先后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和省委，进行所谓“改造党和红军”的工作。当时，许继慎正指挥所部在皖西作战，与先行入皖的沈泽民发生激烈争论。

沈泽民比张国焘先到苏区一个月。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省委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左”得历害。徐向前对他有个准确的评价：“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连与他交情密切的张国焘也说：“他也许是受莫斯科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

1931年3月下旬，沈泽民进入皖西苏区。所见所闻，与他的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标准”大相径庭，这里的老百姓甚至连苏维埃的准确含义都不清楚。一次，他与普通党员讨论这件事时，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道：“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苏维埃是他的儿子。”沈泽民费尽口舌，解释说“苏维埃”是俄文翻译过来的，不是人名，与苏兆征同志也没有关系，它的意思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但是听的人仍然一头雾水。

沈泽民拿苏联的模式去套正在创建之中的苏区，就发现许多“惊人”的所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