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名将――左权(3)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
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到。**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谊。
在一方面军中，**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笃、实”四字评价左权，说：“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彰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卓越的。”
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为了表示欢迎，聂荣臻特意通知伙房准备几个好菜，做顿年饭招待左权。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红军根据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个菜，在临时充作军团首长休息室的农家小屋里摆了张桌子，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左权与一军团其他领导你推我让，还未入席，敌人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左权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聂荣臻，招呼大家往门外冲。大家刚疏散到门外，敌机扔下的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这顿年饭，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不翼而飞了，聂荣臻气得骂道：“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参谋、炊事员们为军团首长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也为这难得的年饭没让左权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权笑了笑，说：“这顿年饭没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没有什么关系。”这顿年饭就这样成为他们友谊的象征。
左权上任之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部门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左权竭尽职守，与军团指战员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坚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许多应该打好的仗没有打好，个别的仗虽然打胜了，却不能挽救整个军事的被动局面，最后，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左权和红一军团指战员只得踏上茫茫长征路。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左权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住地说：“中国革命有救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