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哪里呢？对方说在东铁匠营。

尽管到北京来过无数趟了，但是对于东铁匠营却不熟，而且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我们拦住一辆的士，朝东铁匠营驶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够远的了。出租司机把路跑错了，绕远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法院的路途遥远，而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就是某种暗示吧，法院没有那么容易就走得进去的，你就等着绕圈子吧！

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一天递上诉讼状后，会绕那么大的弯子，会等到漫长的两年零九个月才有了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条杂乱的街上，法院主楼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沿街处的一个简易的屋子里递诉讼状。这个屋子门窗罩着一层铁丝网，我与赵星奇律师朝里面走去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满窗罩着的铁丝网似乎就是在等待着我们入网。

屋里有一堆人在排队等着递交诉讼状。有律师在身边，我觉得轻松多了。再麻烦的手续，也不用我操心了。诉讼状一共准备了六份。负责接诉讼状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过我们递上去的诉讼状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来，我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字样并没有更改。于是，我们只能找地方重新打印了。

法院面临的这条街土里土气，有点像乡镇街道。临街开了许多店铺，也有复印社和打字社。我们选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阴暗，桌子也挺破旧，电脑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接活的人却对于诉讼状的格式等有关问题十分熟悉。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谁知道有多少人到他们这间小屋子里来打印这种诉讼状。

诉讼状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装订好时，天已经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门已经关了，我们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时再递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师有些担心。他的担心直接影响到我。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呢？我的律师那天上午动作显得非常干练，无论是去重新修改打印上诉状，还是去附近那个银行交诉讼费，他都是大步流星抢在前边走。仿佛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失误而导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请律师时，曾有人给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应该请北京当地的律师。

请北京当地律师对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还是请了我们当地的律师——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星奇先生。赵星奇是我们辽宁省著名律师，是人格与水平均令人称道的国家一级律师。他打过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员巩汉林的官司。以前我曾与他接触过，他沉稳老练的风格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种能够让人放心并且能够给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围有好多饭店，但从外装修上看，这些饭店还是属于平民饭店。由此不难看出，到这里打官司的人更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这里饭店卫生条件很差，本来就没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面条。

饭吃得简单草率，时光就感觉过得格外缓慢。法院中午休息，一点半才能上班。这段午休时间按理说并不长，但我却觉得太长了。我们是打算当天赶回沈阳的。如果赶不回去的话，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费。为了省钱就得当晚往回赶。但是，下午能不能顺利立上案，这个谁心里也没底儿。

谁知道又会冒出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关闭的门总算开启了，我们递上了诉讼状。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们的状子拿到里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好像又让我们填了什么表格，瞅着她来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悬着，万一她不受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边有人干预，就像干预新闻媒体不许发此类文章一样。谢天谢地，总算受理了案子。当我们走出这个庄严而简易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受理了呀。

5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和精神损失

我是乘坐当晚10点钟的53次特快返回沈阳的。这趟列车是沈阳人最喜欢乘坐的，上车后往卧

铺一倒，第二天睁开眼就进了沈阳站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点左右，列车就到了沈阳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辆的士往家赶。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没到家门口时，我的手机却响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电话竟会是我们单位的党组书记打来的。

我们杂志社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时间说是8小时，其实，也都非常松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有人严格盯管，所以，我们一般都是9点以后才能到班上。党组书记知道我们今天坐班的，一般情况下，他有事找我，也是会在我到了单位以后，他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与我去北京的事儿有关。这是我瞬间的担心，却不曾想真的让我感觉对了。

书记是个厚道人，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气跟你说话，显得亲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电话时，却没有感觉到亲切和轻松。因为他没有多少寒暄，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