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6)

既然已经在网上把冰层烧开了个窟窿，那就应该将所有的冰层烤化燃沸。我以为媒体会因此而形成一股热潮，会唤起人们对于这起抄袭侵权事件的关注，从而给张建伟形成更大的压力，使他受到教育，承认错误，挽回影响。

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我对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估计太不足了！

阿良的文章似乎仅限于网络，还没有在平面媒体构成多少冲击。除了被《羊城晚报》等极少数的媒体转载之外，更多的还是沉默与木然。

为了让北京的主流媒体了解这起侵权事件，也是为了维护我的著作权益，我到北京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要向与会的有关记者公布，我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说我当初只是想通过媒体将侵权者不那么光彩的行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媒体的沉默终于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是不诉诸法律，你就永远讨不回公道。而诉诸法律，也只能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因为报纸有规定：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他们就不能刊发此类文章，就是说，只有法院受理了这个侵权官司，报纸才肯披露。

于是，我请了律师，并且与我的律师赵星奇一道在北京一个叫做五福的饭店里搞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方面。也有我们当地来的记者，她是《辽宁法制报》主编专门派来的。

《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这一消息的，是记者王海宏写的，她先写了一条短消息，到北京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又写了大半版做以翔实报道。家乡的报纸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

所谓发布会，也无非是将十几个记者召集来，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任何红包之类的酬谢。到会的记者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感觉很惊讶，因为抄袭者确实是有影响的名人，而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抄袭，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当场问了我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其中有的记者给张建伟打电话，想在电话中采访他。但是，他们说，张建伟说他现在不说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没有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道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冰溜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溜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确，说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乐观呀！

法院门口还积着似化非化的残雪，斑驳着。这里聚集了一些人，从装束上看，都是来自乡下的。我们进到走廊里找到有关人员要递诉讼状时，人家告诉我们所有侵权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