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10)

但是，我在主编位置上，因为起诉张建伟而带来的行政方面的压力，对于我的未来所谓仕途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天知道！

我们书记总愿说一句口头禅，“用笨理合计如何如何”，这件事用笨理合计，人家是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却不识抬举，人家心里会舒服吗？我说的还不是指我们党组书记找我的那次谈话，而是没过几天，副部长到了我们作协，专门找我来了。

他说快过年了，来给作家们提前拜拜年。他态度确实很温和，还递给我一枝中华烟。我平时并不喜欢抽烟，但遇事时却极想抽的。我接过了烟，也接受了让领导给我点燃，这份待遇是有分量的呀！我心里并不糊涂。但是，我心里作好了充分准备，不管他怎么说，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话。他重提我们党组书记找我谈的那个话题，他好像有意将这个话题说得轻松一些，但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却越是紧张。毕竟人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人家是代表省里来找我谈这个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于我，而不是命令于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么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气，这反倒更让我难为情了。他说的意思与我们党组书记的话是一样的，就是劝我高姿态，别太计较。他并不问我被抄袭的具体经过，我甚至怀疑他连张建伟抄袭了我的哪一本书可能都不够清楚。他也不过问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和我们的刊物情况。我们的经费紧张，连稿费都付不出了，而宣传部有笔经费，是可以给我们刊物补贴的，因为我们的刊物是直接归宣传部管的。我们刊物是党的喉舌，我们也曾打过报告申请这笔经费能不能给我们拨点儿。但是，我们仍然拮据着。我已经饱尝了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的全部艰辛与窘迫。这时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倾吐，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亏得还能抽烟。一枝烟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抽完了。按灭烟蒂，总得开口呀。我居然问了一句挺生硬的话：张建伟是什么态度？他认错没？

副部长说他这样做肯定是错了的，上边也没说他对，只是我们需要来点儿高姿态。我问副部长究竟是上边哪个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是宣传局的某位大员。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问领导的，但是，我一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儿的人，何况这个事情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因为这个打到我们省委宣传部来的电话，与那个打到各报社不让发文章的电话，都让我刻骨铭心！

但是，副部长给足了我面子，他没有打官腔。但我事后一想，我问得有多么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长，对于这种直截了当的发问，肯定也会心存不悦的，至少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个领导不喜欢乖点儿的下级呢？这样一来，你还想往上升迁吗？你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副部长说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表态。可我觉得我像一个被人家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孩子，面对应该给自己撑腰的家长，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强与我的自尊使我无法讨取也不想讨取任何人的欣赏。我的答复显然是生硬的。

我说，如果说到高姿态，那么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当面向我认错，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副部长的微笑在他喷吐出的烟雾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辞。事后，也不能不有些后悔，人家副部长毕竟是乘兴而来，快过年了呀，让人家不愉快这多不应该！

三天后，省委书记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专家迎春节茶话会，我有幸出席。

会上，我见到平时不易见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儿，他们不同程度地询问着，关心着。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省委副秘书长东晓先生，他态度特别明确，他说，不能让他！他抄袭了我们作品他还有理了？！虽然短短几句话，但这是我所听到的来自省里领导方面最温暖的话，我当时鼻子一酸，就说不出话了。

一个人在受到委屈时，在感到深深无助时，这样的一句话，真是胜过千金呀！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在记述自己苦难经历时，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话而终生感动的情景是一点不为过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动物。人太需要支持和关心了！

茶话会由宣传部部长主持，而后是省委书记讲话。那一天的情况我记在日记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话会之后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接到了党组书记的电话。他说，宣传部的部长委托他打电话给我。宣传部长跟我并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部长的意思很明确，是让我放弃这场官司，还说要安定团结云云。我的官司与安定团结挂上钩了，多受抬举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对书记发火了：这叫什么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安定团结？这与安定团结有什么关系？这不纯粹是——我想说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话，但我还是羞于吐出口，不说这种粗话，我就想骂人，可毕竟人家是领导呀，我一时找不到更赶劲儿的话，只能气得直喘气。

终于，我坚定地说：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别说宣传部长，就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出几级的领导打电话劝我也多余了！我是不会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