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账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司满城风雨，最后要是打不胜，或不欢而散倒不如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还说，人们同情弱者的。

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感觉他好像是受了谁的委托，当说客似的。他说完问我对他的这番话作何感想？我说，我现在恐怕欲罢而不能了。

这个电话使我内心长久地无法平静。我很尊敬这位老作家，他确实是替我着想的，他的这番话说得很有分量，也很有道理，不能不打动我影响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苟同他的这种道理。怎么能说成是80度温度呢？哪来的这么高温？再一个，他说人们同情弱者，谁是弱者呀？好像我要是坚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他张建伟就成了弱者？！天下有这样的弱者吗？他可以依仗着如此大的“后台”给我施压，他可以封杀新闻舆论，让我的声音变得如此微弱，他怎么居然还能与弱者为伍？而我只不过是在使用一个作家仅有的一点权利维护自己罢了，却并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声援与支持。由此看来，我的上诉之路肯定充满凶险，恐怕是难以走得通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古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如何识时务呢？

我家的电话那时候响得很是频繁，所有电话几乎都是关乎到这场官司的，一位同乡好友在青年团部门工作，他对我说得更为直接：你算了吧，你还想跟张建伟打官司？你根本不可能赢的，你趁早拉倒吧，你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背景吗？我说，他有多大的背景也不能侵权吧？我的同乡好友轻蔑地笑了，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呀！你一点都不明智。

这时候，外地的报纸有几家登出了我起诉的消息，而我们当地的主要报纸只有《沈阳晚报》以《我省作家刘元举状告北京记者》为题登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自始至终没有敢点张建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家报纸说，张建伟到沈阳讲过课，他们不敢登这样的文章。

一个当地的有影响的作家，居然得不到新闻舆论的起码支持，何况这不是支持我个人的事情，这说明媒体对于知识产权的意识有多么淡漠。

那家晚报刊出了我进京告状的文章并配发了照片，在我们当地倒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天我去市场买菜，有位卖土豆的小贩两眼不去瞅秤而是定定地看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到北京告状的作家呀？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打官司告状不容易呀，得费多少钱呀！说着，他居然以怜悯的口气不收我的土豆钱了。我怎么给他钱，他也不要，那种大度使我哭笑不得。当时旁边的小贩也围过来，弄得我挺难堪的。这以后我一到这个菜市场买菜就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还有的时常会追问我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后来，我拒绝去市场了。普通人的同情方式与官员的工作方法同样令我极不舒服，同样苦恼着我。

我家附近还有个复印社，我时常去那里复印稿子。他们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打官司消息，每当我去复印时，他们也都格外关心地问长问短。问得你很是心烦。那段时间，我最怕别人问我打官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