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面对康生的恶意“栽赃”(2)
这封信，是否错误，希望得到你的指示。
敬礼！
李立三
这封信，在字里行间里透露出李立三的无奈与困惑。他不能不“正确”对待康生代表“中央”的谈话，他也的确为此向李莎做了相当的思想工作。可是，当他面对这样一个把“家庭问题”可以无限制上升为可怕的“政治”问题时，他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又该怎样做才能使党满意呢？
此后不久，李立三在1960年1月又给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写了一封长信，就上述问题向这位老朋友请教求助。
二、李莎国籍问题再掀风波
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援华专家，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向我逼债，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这也给李立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961年春，一天上午，李立三要我（笔者之一）到中南海给邓小平送一封信去。他心情沉痛地向我讲述了信的内容和送信的原因。
他说，去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周恩来找我谈话。关于我和李莎的关系，中央的意见要我和她离婚。不然的话，就要李莎脱离与苏联的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要我们离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了婚怎么办？何况我们结婚快30年，夫妻关系一直很好。李莎对我一直很忠诚，特别是1938年我在苏联被捕期间，她冒着风险逐个监狱去找我。当时她还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开会批评她，要她和我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李莎始终不相信我是日本间谍的说法，坚持不与我脱离关系。最后主持会议的人对李莎威胁说，你是要你的李明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地把团证从口袋里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说了声“去你的吧！”就离开了会场，从此脱离了共青团组织。到现在，她为我做过多大的牺牲。接着，李立三极为动情地说：“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么能同她离婚呢？！”说到此时，他十分伤感地含着眼泪。
关于李莎加入中国国籍问题，李立三说道，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一个苏联公民要脱离苏联国籍，加入其他国籍，需要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这在目前是难以办得到的。
李立三又说：李莎是俄罗斯民族，她对苏联有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但是，她并不赞成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修正主义。她对我们党、对**是拥护的，赞成我们的马列主义路线；而且，今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证做到使她不反对我们党的路线。
我把信送到中南海。后来，据李立三说，中央再没有督促他与李莎离婚。不仅如此，当时根据李莎来中国后，每过5年回莫斯科探一次亲的惯例，李立三向陈毅提出李莎带小女儿雅兰去莫斯科探亲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李莎在去莫斯科以前，集中精力突击完成了对《**论军事》一书的俄文翻译校订工作。李莎于7月2日乘火车去莫斯科，9月初按时回到北京。至此，她不再到苏联大使馆办理签证了，让护照自然失效。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红四方面军一位政委，1939年到苏联后，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此人与李立三曾同在苏联外文出版局工作，因此与李立三、李莎夫妇之间来往较多。1952年该同志夫妇从苏联回国。但从1959年起，这对夫妇一直闹离婚。因女方态度明确，坚持不离婚，闹得满城风雨。出于同志间的友情和关心，1960年春，李立三给此人写了一封信，对他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不严肃的做法，直接提出了批评和忠告，此人却听不进去。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1962年他不惜公开散布女方是修正主义分子，说她与苏联大使馆有关系，同时又诬蔑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说她与女儿也“同苏联大使馆有关系”、有“修正主义言论”。此人甚至还把这件事正式向中央提出控告，对李立三进行陷害报复。因此，李立三再次受到中央的审查。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再次与李立三谈李莎的国籍问题。为此，李立三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专题讲了他同李莎的关系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10月14日，李立三又给中央写了一篇4000字的长信，申述自己对李莎问题的想法和意见。
李立三的这封信送出以后，关于李莎的国籍问题又平静了一段时间。他通过林莉、赵洵与康生联系，积极要求参加反修斗争。因此，1964年5、6月间，李立三与李莎分别同时写信给康生，要求参加反修斗争的工作。与此同时，李立三积极做李莎的思想工作，促使她同意加入中国国籍。
6月底一天，李立三对我说，关于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问题，他与陈毅、罗瑞卿已经谈好了，不要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退出苏联国籍的手续，由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办理中国国籍就行了。他要我把李莎写的申请书，连同她的苏联护照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
我按李立三说的办法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当时，外侨科只收下申请书，而把护照又退给我。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李立三已经同罗瑞卿谈好了，把申请书一送去，就可以很快办好中国国籍的手续，实际情况并不简单。当时，李立三急于计划经青岛转井冈山参观，了却一生夙愿，多次要我询问市公安局办理情况，7月20日再次送去李莎的申请书。公安局答复：立三同志要外出，就放心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