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相识到争执(1)

在冯雪峰为“左联”的成立而忙碌的时候，在日本的周扬，也在从事着左翼文学的活动。他在自述中写道：

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呆了二、三月就回到上海了。

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1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大约是一个拙劣的演员。据他和赵铭彝回忆，他在获得第一次上台的机会后，就演砸了。他所饰演的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一大群苏联士兵中的一个。剧情要求他在受伤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号，但因为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不过，周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组织关系几年而陷入苦闷的年轻人，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这无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几年来他对左翼文艺的追求，虽然其中夹杂着对尼采理论的承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文艺的坚定拥护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论素养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发挥作用。从《周扬文集》第一卷、发表在1931年的文章中，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年少时期的风采。

这一切，当时党的文艺领导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让周扬转入了“左联”。在这里，他与冯雪峰相识了。

此时，虽然“左联”刚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却搞得有声有色。来到这里的周扬，显然找到了发挥自己的舞台。在当时来说，周扬所做的这一切，显然也给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扬在后来谈到冯雪峰时，“总忘不了冯雪峰对他的重视”。因为周扬多次谈到这一点，他的秘书露菲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说：“三十年代初，周扬才二十几岁，冯雪峰让他主编《文学月报》。1927年，周扬参加了**，因白色恐怖，他与党内联系人失去了联系，到日本找党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返回上海后加入‘左联’。在1932年，冯雪峰又恢复了周扬的党的关系。这些事情周扬讲过不止一遍。”

露菲所讲述的事实，周扬在延安写的那份自传也提供了佐证。自传里说，他向冯雪峰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由雪峰谈话（他当时也是左联常委）很快就通过了”。这样，周扬又重新回到党内。不久，在冯雪峰的提议下，周扬就“参加中央文委（当时是雪峰负责，参加的有林伯修、吴觉先、华汉等）党外团体工作”，并担任了“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的主编。

冯雪峰在当时如何看待周扬的？在冯雪峰留下的回忆材料中很难找到。而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下的那份交代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虽然并没有刻意地歪曲周扬，却也略去了他最初对周扬的看法和如何重视他的历史细节。这或许是因为材料仅仅是写1936年的事情，也或许是因为写这份材料时周扬还是“文艺黑线”头子的缘故。以冯雪峰在1975年与周扬度尽劫波再度握手后能提笔写下《锦鸡与麻雀》的寓言——须知，冯雪峰已经多年写不出他所钟爱的寓言体散文或者故事了——来推测，我倒更相信，若不是可恶的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与周扬能同在八十年代回首那段往事，相信他会不带任何偏见地说出很多有关周扬当时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