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相识到争执(2)

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我的一相情愿，只能从后面所叙述的事实中由读者自己来判断了。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事实是，周扬与冯雪峰交往的“蜜月时期”，大约只维持了一年，到1932年11月大致就结束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篇文章的发表。周扬在1976年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芸生”是当时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名为丘九的化名，他在发表这首诗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就在福州被国民党杀害。“文革”时期曾误传这首诗为瞿秋白所作，那不是事实。这首诗确有严重错误，冯雪峰为此批评了我。我因有狭隘的“左”的宗派主义情绪，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感情，就没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批评。后来，鲁迅写信给我，对这首诗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这就是**《反对党八股》中引用过和赞赏过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当时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批评的深刻的思想政治意义，但对鲁迅的意见还是表示接受的。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发表在1932年11月出版的《文学月报》1卷4号上。这首诗鞭挞的对象是“汉奸”胡秋原，因而诗中出现了辱骂、恐吓的语言。诸如“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的话。

丘九为什么要把胡秋原视为“汉奸”？这涉及到三十年代一场著名的关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争论。

1931年前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亮出了**、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招牌，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左联”在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的领导下，对这场“围剿”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时，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挑起了这场争论。他在文章中摘引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自称是遵循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并认为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继续抨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

在“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则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认为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自然，苏汶的这些言论也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驳。但是，苏汶并不服气，他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两文，继续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现今的学者回过头来再看多年以前的胡秋原、苏汶的言论，至少是比较容忍了。有的甚至认为，他们二人的言论没有什么错误。这当然是从现今比较和平的环境出发，平静地探讨学术问题的口吻。但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这种言论对左翼文学却具有很大迷惑性甚至是破坏性的。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