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魏峙(1)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的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的缺点，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些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