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魏峙(2)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是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至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

不过，我还是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艺口号竟在文艺界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被**利用成为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这一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段“公案”值得我们搞清楚，应该加以分析总结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和文艺创作活动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周扬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有同志要我为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写文章，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敌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我还提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因为持有“国防的”、同时也是“大众的”看法，所以，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是拥护的。我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于“两个口号”大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又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别在1966年，我读到**和**共谋所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二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后来我也成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被残酷批判，但从心底来说，我始终认为左翼文艺是革命的，这样的批判是颠倒历史的，因而对许多现象产生疑问，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文革”浩劫后，“两个口号”更闹得沸沸扬扬，是非颠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和冯雪峰这两只锦鸡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和挫折，同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为此，八十年代初，冯文彬同志任主任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时，作为委员的我便向冯文彬同志提出，趁着参加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还健在，应当尽快搜集资料，并组织人员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当时，我虽然兼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但我觉得力量不足，对这一段的文艺史实进行分析总结，还是应该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委员会事务繁多，或其他原因，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