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对峙

1951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冯雪峰担任筹备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据当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当时冯雪峰是不愿意担当此任的。胡愈之回忆说：

过了两天，雪峰来看我，见面没有寒暄，脾气倒不小，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

“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

因为出版社的上级领导是中宣部，而雪峰对周扬特别不满意。我劝他说：“不管怎样，总理已经决定了，你无论如何也要搞，而且要搞好。”

从巴金的有关回忆中，也能证实胡愈之的回忆。但是，胡愈之的回忆也许在时间上有误。在冯雪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1951年，周扬还没有到中宣部任职——周扬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是在1952年11月，所以还谈不上冯雪峰主要是因为周扬而拒绝任职的问题。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系统是不明确的”，“支部是属于文化部党委的。出版计划之类是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管，业务方针等等有时问问中宣部”。

按一般的行政惯例来说，既然支部是属于文化部党委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文化部的直属单位，理应由文化部来领导。但是，冯雪峰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聂绀弩等人只是向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请示工作。在1953年调进出版社的舒芜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胡乔木在上面管得非常具体（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业务——引者），什么都管，聂绀弩又什么东西都往他那里送，连比较长一点的退稿信，都要送到胡乔木那里，让他审一审，胡就批，批得极具体。”由此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现多头领导的原因，虽然不能说是因为周扬和冯雪峰之间不和睦的关系造成的，但作为其中之一的因素来考虑，还是说得过去的。

根据洁泯（即许觉民）的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大约两周左右要举行一次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但是冯雪峰基本上不参加这个例会，而让洁泯去参加，听取会议精神，回来后向冯雪峰汇报。冯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的设想，也由洁泯在会上转陈，洁泯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而且，即使是关于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雪峰也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洁泯具体地回忆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了要精简机构，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搜罗人才，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我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片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否则无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不少，就转身回去了。

此时我就得一印象，周扬对某些难以解开的矛盾，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不使矛盾激化，他对雪峰尤其是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周扬从不过问，出版社在文化部内，他也从未来走动过。

1952年2月，冯雪峰又兼任《文艺报》主编，周扬随后也兼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但是，如同对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一样，周扬对《文艺报》也很少过问——在后面所要叙述的1954年《文艺报》事件中，周扬不得不为此写出检讨，用洁泯的话来说，周扬的“退让、回避的做法，原想是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矛盾，但也由此看出了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可是他和雪峰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解，他们也从不当面谈谈，就这么僵着”。

从当时的情况看，周扬这样做，有洁泯分析的原因存在，另外的原因是，在开国初期的几年里，百废待兴，行政上的隶属以及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在各行各业都有待于加强，文化部也同样如此。同时，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也很微妙。比方说，在当时文艺界进行的整风运动中，“乔木在丁玲的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再一个例子是，在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时，周扬开始也是靠边站的。这些都说明，周扬在文艺界的作为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