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激烈冲突(1)

其实，不论周扬和冯雪峰如何避免正面冲突，同在文艺界的“屋檐下”，同时进出一个门庭，不但要打照面，而且由于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对文艺形势理解上的差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的过程中，周扬和冯雪峰在看待当前文艺界的形势等问题上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

第二次文代会原定在1952年召开，筹备工作开始确定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曾成功地筹划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则不预闻其事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确定由冯雪峰代表中国文联起草大会报告，胡乔木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但是，在筹划准备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使周扬把筹备工作接过来了。

当时，胡乔木主张照搬苏联的经验，取消文联。消息传到**那里，毛对胡乔木的这种做法不满，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这件事，打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工作。周扬回来后，冯雪峰起草的报告不被接受，他重新组织报告起草班子。因为这个缘故，这次文代会推迟到1953年才召开。

周扬为什么不接受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其原因还不是因为两人关系不融洽所致，而是因为两人在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文艺形势等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冯雪峰的报告稿，后来在他主编的《文艺报》上发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雪峰文集》中看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一文。周扬的报告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收入《周扬文集》第2卷。

周扬和冯雪峰都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但此时两个人的位置不同，对当前文艺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分歧。从这两份报告来看，两人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这是确定党的文艺指导方针要不要调整、应当进行何种程度的调整的前提；二是文艺创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方面，还是在作家方面；三是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评价“写政策”的口号。

在第一个问题上，冯雪峰的观点是“今不如昔”。他在《文艺报》1953年第1号社论中，虽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艺“有一定的优秀的成绩”，但更强调文艺的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引人注意的表现，就是在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人民已经日渐不能忍耐肤浅地、稀薄地反映我们现实的、思想性既低下而艺术性也拙劣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为已经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现实的。人民对于我们的怠惰、敷衍了事、粗制滥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等等，已经表示大大的不满”。他在1953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这几年出版的作品有两千种以上，“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是二十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他在为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说，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

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用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讲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成绩。他也承认“整个来说，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但问题仅仅是“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文艺作品与生活相比，“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周扬坚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了开国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然地把阻碍文艺创作的因素作为次要的倾向来对待。而冯雪峰则倾向于基本否定或问题严重，自然主张对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

在第二个问题上，冯雪峰与周扬的观点更是截然不同。冯雪峰认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普遍存在，证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或“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的领导工作已经背离了**文艺路线。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他不指名地批驳了周扬1952年5月26日文章中把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归于“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认为“这样回答不能把问题明白化，太笼统了。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究其责任，凭心来讲，这几年的情况作家的责任较少”。“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作家主观上的原因，作家自己要负责。但要追究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即使写小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被动，那么可怜的状态。”文艺落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了一些好作品，领导方法比现在要好得多，主观主义思想不允许发展，好作品是在**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这几年**的路线是被歪曲了的”。把作家的思想改造与创作活动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思想改造；否定间接经验和研究，片面强调个人体验生活；实际剥夺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自由；对作家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实行“思想上的管制”等，都是严重的错误。“创作一定要通过个人的创造，作家思想是生活的表现，作家要发挥创造性，不允许剥夺作家创造性的自由，如果是作家自己剥夺了，也是罪过。我们要回到**的路线上去。”“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这次文代大会我们要提出一个口号：打倒创作上的主观主义，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他不但再次肯定“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力地存在于文艺界”，而且指出这种文艺思想是文艺工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或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的思想基础，又赖行政方式与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推行自己的影响。这样，冯雪峰就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领导工作，主张从指导思想上对整个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检讨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