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激烈冲突(2)

周扬决不承认文艺领导存在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许多作品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过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薄弱”。“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了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又还没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他承认“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艺领导存在着“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对在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的缺点，“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对于创作的行政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显然，周扬坚持认为，文艺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存在背离或“歪曲”**文艺路线的问题；文艺创作中的缺点，主要责任在作家；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途径，主要靠作家们的努力，根本不存在使文艺指导思想“回到**的路线上去”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写政策”的问题，冯雪峰与周扬公开对立。“写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口号。周扬口头上反对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始终坚定地为这个口号辩护。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为“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

冯雪峰则把“写政策”一类口号作为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表现加以抨击。他在同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在领导思想上，为政策写作，写政策，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党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党性、政策离开了生活，是最严重的脱离实际，因此使得我们产生今天这种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他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进一步指出：“‘写政策’的提法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图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针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样。而且这样的提法，结果一定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使它成为抽象的概念。”“文艺的任务，是写生活，写斗争，写在生产和斗争中的、在实行着生活和斗争的人。”文艺同政策负有相同的政治任务，但它是“从描写生活的真实和创造典型的途径去实现这个任务”。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反驳说：“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

冯雪峰和周扬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表明，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的冯雪峰，实际上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他奋力争取的目标是打破教条主义的文艺领导，解除对于作家的束缚，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历史证明了冯雪峰的正确。但是，处于党的文艺政策代言人地位的周扬，是不能容忍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虽然经过批《武训传》和文艺整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冯雪峰接手《文艺报》之前《文艺报》对作品的粗暴批评（当然，这种现象在冯雪峰接手以后也时有出现），的确使文艺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在周扬看来，只有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才能纠正这些负面影响。在我看来，与其把两人这种冲突归结到创作上的分歧，还不如以两人所处地位来解释更能让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