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8)

现居缅因州的哈维兰教授最后对《华盛顿邮报》说：“《当代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的复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不愿意看到王铭铭因为此事(一个诚信问题)而断送学术前程。”

附：王铭铭《我的检讨与致歉》

1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晓声同学对我的《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一书提出的严厉批评。晓声同学指出，我在《想象的异邦》中大量抄袭了我于八十年代主译的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先生所著教科书《当代人类学》中的段落。此前，一些学界同仁也曾向我提出这一问题。

《想象的异邦》一书编入的是一些对人类学的述评、评论之作（见该书第一页）。在书中介绍学科研究领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过程中，我确实大量录入了《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当我意识到这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人著作的抄袭时，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感到震惊，并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论述时，不注明出处，显然不符合学术活动规范。对这一错误，我正在深刻反省，并将终生为鉴。

我对哈维兰先生表示歉意。

我对信任我的学术同仁、同事、学生、读者表示歉意。

我对因我的错误给北京大学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歉意。

我对晓声同学及其他批评者表示感谢。我欢迎读者对我的所有作品加以监督，如发现错误，请及时给予我严肃的批评。

（洋红2002/1/23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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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火力中的“王铭铭剽窃事件”

电话铃响了很多次，每次都响很长时间，但王铭铭始终没有来接。

在事情已经发生将近10天之后，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无可奉告。”本报记者打了几天电话，已经不抱希望，王突然接听——也许他以为是自己在等的一个电话——但我刚刚报出自己身份，他立刻这样说。南方口音，声音很平静，也很温和。王在拒绝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的学者风度，很有耐心地重复了他已经多次讲过的话——现在他什么都不愿说，但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来说话。

他的直接领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马戎说：这个时候王铭铭说一句，别人有十句等着他。

在事件的过程中，王铭铭的谈话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台女记者采访时，那是对此事的最早的采访，那次他动了感情，一度语音哽咽。他说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现在还不能给大家解释”。

再就是新浪文化频道的主编侯小强采访他时，他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想那时候(出《想象的异邦》的1998年)，人类学还是一片空白。”假如这句话纪录准确的话。

正如马戎所说，王铭铭因此为自己竖起一面新靶子，招来新一波的批评，来者纷纷以讲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证明“空白”说之谬和王铭铭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后，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闭紧嘴巴。

刀光剑影

一位知名学者突然被指有这样的劣迹，不啻是学术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会科学报》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晓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见报，他们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来核对事实和组织学者评论。在程序上，他们已经做到了足够严谨。尽管如此，某些评论依然被指主观色彩过于浓厚。比如说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的文章，个中字句之冲动，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以前和王铭铭学术论战结下的私怨来。

一些杀伐之气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网友闻到了“绞肉机”和“屠宰场”的气息。

而为王铭铭说话的人，也难免犯同样的毛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为此事向北京大学领导上书，希望不要对王铭铭求全责备，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学术批评应该全面、客观、平和、公正，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许是“为尊者讳”，这封信情真意切，对于“剽窃”之事却轻轻带过，而且言辞之中颇有怀疑揭发批评者“别有用心”的含义，因而在舆论上并不叫好。

曹树基因此说：“所谓辩护，要指出我们对他的揭发、指责哪些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三段论的逻辑下为之辩护——王铭铭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不可能抄袭，即便有抄袭也是轻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攻击他的人、揭发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别有用心的——这个伪逻辑是自言自语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觉得那是辩护。”

对于如何对待王铭铭本人，人们依然争论不休。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对王不留情面地惩罚，尽管他们也承认王的学术贡献，但认为错误和成绩是两件事，不应放在一起谈，如果以此为理由放他一马，则会助长学术界的剽窃之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就持这种观点，“对待学术抄袭应该像对待盗版一样，一旦发现就罚个倾家荡产。”

而呼吁“保护王铭铭”的，以清华大学的郭于华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张海洋两位人类学者为代表。这并不意味着对王在此事上的错误视而不见，他们也希望王能够及早出来道歉，但更希望公众能够认清王铭铭的贡献和错误的比例关系。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王铭铭因此被中断学术生命，那对于中国人类学会是一个重大损失。郭对王铭铭的评价相当之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铭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