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9)

而张海洋为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中的位置做了一个定位。他说，中国以实地调查方式做相关研究的人类学会会员大约有上千人，在专业领域，也就是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的大约150—200人，真正有学术地位的，大约只有15—20个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对王的判断要功过分明，对他的错误要严肃批评；对他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评，就怀疑人家别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连错误都不认账了。”

三个疑点

1月18日，社会学系2000级本科学生没有见到本来应该监考的王铭铭，出现的是两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这些本科生曾经商量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王铭铭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师出现了，我们一定会有所表示的，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依然爱他，尊敬他。”学生梅锋说，“大家都爱叫他‘铭铭’。在他的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在我们眼中王老师可爱得就像一个大孩子。”

北京大学的4位博士生则形容王为“诲人不倦，学识渊博，胸怀宽广，乃是学生心目中的楷模”。

这个形象似乎和一个猥琐的剽窃者不能叠加起来。

与王熟识的人大多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王铭铭在厦门大学的一位师弟蓝达居，对王涉抄一事坚决不能相信。“在学术规范问题上……王铭铭师兄教给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诉我，搞研究写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劳动，要注意注释和说明。”基于他对王铭铭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王大概是在以电脑写文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蓝的理由是，《想象的异邦》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之处，就是书名及前言都是一个散论的东西，但是作品的结构和编排却又是教科书的样式。

蓝达居推测，也许王铭铭在与出版社“互动”的过程中，最终决定要把这个散论变成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作品来出版。于是王把他自己翻译的《当代人类学》的部分内容稍作修改编排了进去，结构编排是临时改成的，而书名、前言、参考文献却早已编好。而因为疏忽，王忘记了补充参考文献，也忘记了修改前言，而这在电脑写作时代，是个易犯的错误。

蓝发现的这个矛盾，曹树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则理解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热讽。

蓝的说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这种受真诚感情驱动而做的辩护缺乏证据，蓝因此被认为“太有想象力了”。这与对立面的“铁证在手”是无法真正过招的。

而能够对此矛盾做出解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施宏俊拒绝对王铭铭事件做任何评论。

另外，王铭铭的“抄袭动机”也是一个被公众关心的话题。作为一名著述甚丰的知名教授，他为什么要为一本教科书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需要这样“锦上添花”吗？

而且，另一让人费解之处是，王铭铭居然抄袭自己亲手翻译的一本书，如果对此进行心理估测，这个人要么是已经胆大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要么就是太傻。这样不经掩饰的盗窃对“学术警察”们简直是“送货上门”。将两本书对照阅读，人们就会发现，内容的重复部分根本不需要一个博士生，甚至连一个中学生都可以看得出来。

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有人怀疑，王铭铭事件之后还有复杂的背景，涉及到学术界的派系纷争和人事纷争。因此一种论调认为，这并非一个普通的学术批评事件，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场”，其目的是不把王铭铭赶出学术界不罢休。

最初强大的炮火攻势引起了这种怀疑：因为在1月10日报纸出版前，有两个学术网站已经率先登出了稿子，甚至有对报纸评论的再评论。这种默契呼应编织了气势汹汹的火力网。

这种围剿式的作风很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些声音反而针对攻击者而来，提醒大家警惕“学术批评家”的权力游戏，看清某些“学术警察”的真面目，警惕企图以伤害同行、扰乱学界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学棍”。

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说，在报社发表文章之前，为了矫正自己在文章中的冲动情绪，他把王晓生的文章和自己的评论发给朋友，请他们做出批评修正。“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又发给别人，甚至就把文章贴出去了，这是我没想到也无法控制的。”

而首师大中文系博士生王晓生，一度也被人以为是某一力量的马前卒，疑点是，王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居然对这个专业的文献如此熟悉。

王晓生对这样的说法坚决否认，他说，自己并非这个领域的人，和所说的派系人士也根本不认识。他说，他自己向来有比较读书的习惯，比如说福柯的《性史》，他就买了上海的版本和青海的版本对照看。如此，发现王铭铭的事是偶然也是必然。

《社会科学报》1月11日在北大校园有规模地散发也被认为很奇怪。当天，在散发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保安制止了这一活动。但按照编辑段刚的说法，这次活动并非别有用心，而是报社自去年改版之后的例行活动，北大不过是其中一站。

阴谋论似乎证据不足，但却可窥视学术界权力游戏之一斑。“我认为中国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有的只是一些帮派，任何一个正常的事情都会看成是这帮和那帮之间的打斗。”邓晓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