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下水”(3)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