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下水”(4)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