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下水”(5)

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