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及其挫折(4)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1》

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战时**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战后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