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六(6)

我们再次回到罗马，那里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举止都好像还停留在哥特时代，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像他们这样文人相重的相处方式，我还从来没见过。

在由贺拉斯·维乃特领导下的法国学院形成的法国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圈子。在“莱普若”酒馆用餐，每个国籍的人都有各自的桌子。到晚上，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德国人进来聚会，形成一个圈子。在这里还能见到一些长辈，有两位风景画家常来，他们是瑞因哈特和科赫。托瓦尔森也是这里的常客。瑞因哈特用一双诗人的眼睛观察意大利的自然风景，而又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祖国，他的艺术永远为巴伐利亚而生存。他年纪很大了，但精气神看起来还像个小伙子。他坐在那儿，两眼放光，满头银发，一笑起来，笑声在整个房间回荡。丝绒夹克和一顶红色的羊毛帽子，是他标准的个性打扮。托瓦尔森常穿一件翻领上挂着“巴卓克规则”的旧外套，——这个规则是加入这个聚会圈子的标志。——一天晚上，有个新成员向大家敬酒，这叫“蓬塔·莫勒”。新成员就被授予“巴卓克规则”，以后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得把一枚铜币戴在纽扣眼上。我还见到其他有趣的穿着和戏剧性的场景，有位被选为“将军”的青年艺术家，来的时候身穿军服，胸前用别针别着块金色硬纸板，手里拿着刽子手使的那种长柄斧和一大把箭。他穿的是一身虎皮装。紧随而来的一位抒情歌手，弹着吉他即兴咏唱“蓬塔·莫勒”的夜晚。这是以前的一种风俗，我们有位同乡在罗马遇到过这样的歌手，总是用日常通俗的语言演唱，这种形式就叫“蓬塔·莫勒”。歌手还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向他敬过酒。现在，这种风俗已经有所改变，成为咖啡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罗马还保持着这种接待朋友的方式。

有人敲门，听起来好像是“指挥官”胡安阁下在敲门。是人们期待的客人到了。现在，里边“将军”的独唱和门外的副歌之间，形成了合唱。因此，新来者获准进来，他穿着一件女衬衫，留着长长的卷发，手指上用胶水粘着长长的纸指甲。而且，全身画得花里胡哨。要是剪掉长发和指甲，脱了破旧的女衬衫，就是很干净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完全能带到其他人中间。但他首先不得不听从聚会的“十大指挥官”的命令，他们要求他“不能喝邻居家的葡萄酒，只能热爱他的将军，并忠于他。”人们拿着一个上边写着巨大的白色标语的葡萄酒瓶子向他晃动，标语写的是“拉斐德”的双关语。游行绕着桌子开始了，人们总是唱着同一首歌《旅行的人》。接下来就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唱了。有时，还会事先安排好活生生的闹剧，比如，让一个农民骑着驴闯进屋，再劝说一个真正的警察进来，假装要逮捕一些尊贵的聚会成员。所有这些都把人搞糊涂了，但确实很好玩、逗趣。最后闹剧以警察终于醒过神儿来而告结束。

我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提到，圣诞节总是我们装饰得最美丽的节日，1833年的那个圣诞，我们过得非常新奇、快乐，也最有节日气氛。圣诞前夜，因不允许在城里取乐，我们就在临近城外圆形剧场博格塞家族别墅的花园里租了间大房子。我和画家詹森、奖章设计者克里斯腾森一大早就到了那儿。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起编织花束、花环。一棵还结着果实的大柑橘树成了我们的圣诞树。我运气不错，赢了头奖，得到一个大口的银制酒杯，上面刻着“1833年圣诞前夜于罗马”。每个客人都要出一份礼物，条件是所挑选的礼物得有点讲究，或至少得有点什么特别的意思，比如包装，或上面刻着字。我从巴黎带来几个鲜黄色的项圈，除了参加化装舞会，别处也用不上。我打算把项圈利用起来。但读者马上就会看到，玩笑搞过了头，平安夜在吵架和痛苦中收场。在我眼里，托瓦尔森是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把花环献给他，不会有人不同意。项圈的黄色代表嫉妒，这下派上了用场。现在，我们能从泰勒的《托瓦尔森的一生》一书中知道，贝斯托姆和托瓦尔森在艺术上各有所长。贝斯托姆认为，托瓦尔森在浅浮雕上占优，而群雕则是他的长项。托瓦尔森当然生气了，他大声说：“就算你把我的手绑起来，我用牙啃大理石也比你雕刻得好。”

托瓦尔森和贝斯托姆俩人都参加了我们的圣诞聚会。我为我的同乡编了个花环，还在上面写了首小诗。这礼物是给他的，放在旁边的黄色项圈，谁抽中谁得。碰巧贝斯托姆抽到了项圈，上面写给得奖者的献词是：“你只能保留代表嫉妒的黄色项圈，因为花环是献给托瓦尔森的。”不想这个弱智的游戏或恶作剧瞬间使一切变得混乱。好在人们很快意识到，贝斯托姆也只是碰巧抽到项圈，而这个礼物是我做的——没有人相信我会有什么恶意——一切才恢复了平静，气氛又变得轻松、诙谐。

我第一次用斯堪的纳维亚文写了一首诗，——在罗马，圣诞节自然应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节日，可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此没有显示出足够的热情。这首诗的名字叫《1833年罗马斯堪的纳维亚的圣诞歌》，是按照《年轻英格兰国王站在审判席》上的曲调写的。

嗅闻着圣诞树的馨香，

仿佛那是家乡的月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