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八(12)

奥斯特德是跟我最亲近的好友中，惟一一个明确而坚定地承认我诗歌天赋的人，他给我极大的鼓励。他预言我将会，并一定能在国内得到认可的那一天已经为时不远。我将像现在为在国外获得认可感到欣喜一样，会为在国内得到认可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我经受了如此长时间的奋斗，其根源是什么。我们觉得大致有这么几条原因，可能部分源于我出身贫苦，比其他人独立。我在国外成名时，他们还没能忘记曾看见我是个四处乱跑的穷小子。我的传记作者在《丹麦的诸神》中也基本上表明了，部分是因为我没能理解，也没能运用像其他作家那样的方式方法，来赢得我的朋友以及其他人的承认。

奥斯特德甚至带着歉意地承认，《文学月评》对我的严厉和缺乏善意，《死国的来信》对我的蔑视，以及当时报纸上所有这种腔调的评论，都是原因。总之，是那些现在仍然想对我们有压力，并总要使我们向权威低头的公共舆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太容易接受荒诞不经的东西了。我也就难逃厄运，势必遭受一些笨拙、滑稽的攻击，也许有些文章本意是好的。有一个时期，欧登塞的报纸总是称我“我们这个镇的孩子”。他们也不管读者是否有兴趣听，谈起我就是一大堆唆话。把我在国外收到的信的一部分拿出来登在报上总有点可笑吧。例如，有一次，我从罗马给国内写信说，我在罗马教皇西斯廷的礼拜堂见到了克里斯蒂安王后。我补充说，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哈特曼的夫人。就这也上了费恩岛的报纸，为避**，是这么登的：“克里斯蒂安王后看起来像某一位丹麦女士。”读者当然要发笑了。我有多少次，经受的其实都是由笨拙的友谊而带来的伤害。

从那一次，我变得越来越怕跟那些没有脑子的编辑信口开河。直到今天，我还心有余悸。即使这样，我还是在无意中制造了一起笑料。

我有次出外旅行，驿车在欧登塞邮局停了有半个小时。有位编辑过来问我，“您现在出国吗？”

“不是。”我回答。

“那您不想这样的事吗？”

“这得看我能否找到钱。眼下我正写一部戏，不管它是否成功，我只想出国旅行。”

“那您想去哪儿？”

“还不确定。也许西班牙，也没准儿是希腊。”

当天晚上的报纸就登出来说，汉斯·安徒生正为剧院写一部新戏，不管戏是否成功，他都会出国，不是西班牙，就是希腊。

人们当然有理由发出嘲笑。一份哥本哈根报纸竟然可以对一次根本还没影儿的旅行做足了文章。他们说，我这部戏已经写了，剧院接受了，也成功了，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该去西班牙或希腊。人们笑着，而那个被嘲笑的人却感到莫名其妙。我变得越发敏感，但不懂得把这种敏感谨慎地藏起来。有孩子朝急流中游着的狗扔石头，很难说他残忍，因为他觉得好玩。人们对我同样觉得好玩。没有人来保护我，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没有报界的朋友，遭罪时只能干受罪。但人们又反复强调说，我生活的圈子对我只有赞美。他们知道什么！我在这儿唠叨这些，不是为抱怨什么。我只是不希望看到有任何模糊的阴影投在我喜欢的朋友们身上，因为我确信，一旦有什么大的变故或不幸降临到我头上，他们不会努力使我免遭倾覆。这是一个诗歌天才所必需的另一种同情，可惜我错过了。

让跟我亲近的朋友觉得好玩的是，在国外，哪怕最挑剔的评论家都对我的书作出了好评。弗里德里卡·布莱梅说在我的书中发现了一种叫她特别吃惊的洞察力。我们在哥本哈根见面的地方，曾有人在那儿说过我被宠坏了。她觉得得告诉他们点好听的：“说出来你们都会感到惊奇，在瑞典，从斯肯尼亚到最北端，安徒生可谓家喻户晓，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书。”“别让他太得意了。”布莱梅得到的就是这么可怕的答复。

高贵的出身不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味，这话被很多人说过，它只是一句废话。一个聪明的穷学生，不大可能在一个家境宽裕的家庭，像穿着考究的贵族之子或高官显要那样，受到礼貌和热情的接待。我能举出很多例子，在这儿我只想举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但已经足够了。罪犯是没有什么名义可言的，但把他的身世往前推，或许曾声名显赫过呢。

克里斯蒂安八世作为国王去剧院看的第一场演出是我的《摩拉托》。我在正厅前座坐在托瓦尔森旁边。大幕刚一落下，他冲我耳语说：“国王在冲你鞠躬呢。”“不，是冲你鞠的躬，”我回答，“他不会给我鞠躬。”我抬头向上面的皇室包厢看，国王再次鞠躬，真的是冲着我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错误，因为在我看来，它为那些无情指摘我的人又提供了机会。我平静地坐在座位上。第二天，我去拜见国王，对我受到的不寻常礼遇当面致谢。他还拿我在剧院时开始不接受礼遇开我的玩笑。克里斯蒂安堡将在几天后举行社会各界参加的盛大舞会，我得到了邀请。

“你去那儿干吗？”我在一位老教授家的客厅提起舞会的事，他说：“你去这样的地方干吗？”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开玩笑地回答：“我是那个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