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为“南京大屠杀”证言

1987年7月7日，我就“南京事件”会见记者，并公开了战场记录。此事一方面得到了全国赞同，另一方面也招致猛烈的非难和攻击。我收到大量的非难电话及信件(约70封)。非难攻击者都是匿名的，无论如何查询都是冒名的人，写信人用的也是假名字。我公开了住所姓名，在电视上露面，但为什么这些人却隐姓埋名呢?还有，那些自称为“赤报队”、“爱国青年联合会”的人对我的恐吓更甚于其他人。

每天从早到晚，我不断受到电话攻击，非难和谩骂，妻子吓得战战兢兢的。我倒不害怕，且逐一回答说明。听到过我说明的人几乎都表示理解。但是，我对匿名者并没有做反驳和说明。

另外，有些人虽然没有给我直接来电话或写信，可意见与匿名者相同，其中，不乏卑劣之辈，认为我得了多少钱什么的，因此，我想对此作出回答。我国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来的，我想这是我要说的原点(出发点)。中国是文化的先驱，日本人的思想、哲学大都来自于东洋史东洋史：东洋一词有多种含义。①指亚洲，②指东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前，东洋史习惯上主要指中国史。东洋史与日本人的文化密不可分。按理说，应该没有人不希望日中友好，并在将来与中国共同繁荣、发展。倘若一个邻居闯入自己家的宅院，蛮横地说：你家的宅院太宽敞了，给我十坪，并强行用暴力夺走，那么，被强夺的人会怎么想?又会怎么行动呢?如果站在被拳脚相加，被暴力侵害宅院者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话，日中战争的是非曲直即便是孩子也能够理解。

真正的友好来自于真实。隐瞒事实，文过饰非，作出诚实、善意的样子，两手作揖，强露笑脸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友好。反之，即使自虐性的暴露也不能说是真实，那毋宁说是伪善的充满恶意的。我们决不是自虐性地为了暴露日军的坏事、恶行、屠杀而会见记者的。谁是这种恶的始作俑者?责任应由谁负?找出恶的根源，进而反省，希望不再重犯错误，不正是日中友好的基础吗?我们本着这一想法会见了记者。

如果仅仅是暴露旧恶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在中国方面，日军屠杀俘虏的事实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即使我们几个闭口不言也是隐瞒不了的。

这次屠杀是谁指使的?为什么?就是狂妄的陆军!不加入有关对待俘虏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正是基于“不当活俘虏”这种陆军的精神主义，因此认为杀死俘虏的敌兵是理所当然的。不加入国际公约(即不受国际公约的约束)、对俘虏的待遇漠不关心的，正是“陆军教”的将军们。是他们让善良的士兵扭曲了本性。“陆军教”策划了愚蠢的战争，却让善良的父老兄弟像露水一样消失在战场。死去战友们还以为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而牺牲的。

人在被置于极限状态下就会产生异常心理而变态。不知死神哪一瞬间降临，在这种生死极限的心理状态下的所作所为是不应被谴责的。那么，应该被谴责的是什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必须严厉追究!我们三人向与会的各位记者呼吁。

非难和攻击我的匿名者说我是“亵渎英灵的家伙”、“把战殁者看作是无谓牺牲的家伙”。

果然是那样吗?诸位的父老兄弟战死沙场总有所求吧!不就是企盼骨肉至亲不再奔赴战场吗?不就是希望日中不再战，永远友好下去吗?比起流于形式去参拜九段(靖国神社)来，不是更应该在每个人的心里为发誓不再战而祈祷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战死的人不过是战败的无意义的牺牲品，那不正是死得毫无价值吗?日本战败后，一位受降的中国军官公开对我们说：“我当过日军的俘虏，在南京下关曾遭日军屠杀，我在被枪杀的战友们的尸体中装死，趁着夜色悄悄逃生才活了下来。一想起那时的事就悲愤不已。今天，真想枪毙了你们这些俘虏，但是奉上峰‘以德报怨’之命，放你们一条生路”。他的话义正词严。我得以活命，没齿不忘。大江日夜悠悠，流水不息，不争先后。中国人民就是以这种大度风范宽大地对待我们的。

我们并不怯懦。我认为真正的友好来自彼此的真心相待。日本人倡导的所谓赤心、真心、诚心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想要隐瞒不能隐瞒的事实，这种怯懦卑劣有害于和平和友好。匿名者们!不是中国军队侵略了日本，而是日本军队侵略了中国!如果忘记了这个原点，那么所有的观点都是荒谬的。这个原点是考虑问题的根本。(原稿载于《朝日新闻》1987年8月15日读者来信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