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内心3(1)

凯瑞后来没有把她与潘向东发生的事，告诉男朋友余叶。凯瑞当时选择了保守秘密。原因很简单，她不想让余叶的心灵受到打击。所以当她来到余叶身边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当然，她把这些写进了日记。记下了潘向东使她成为女人的一幕，也记下了她当时所有的感觉和局部的疼痛。凯瑞把自己交给了日记，日记是那晚罪恶的见证。所以，她离开潘向东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就想掩饰自己，遗忘自己，让自己平静地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之中。

于是，凯瑞有意识地想些别的东西。比如数学、比如钢铁、比如金钱。它们是理性的，又是严肃的。只有理性和严肃，才是人类的希望。由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煽动起来的那种金钱情绪，将被一种理性取代。金钱曾经使人类四分五裂，但它最终使人类联合起来。凯瑞想没有金钱的人仇恨金钱，没有思想的人仇恨思想。仇恨是渴望拥有，是无能为力。

凯瑞胡思乱想着，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北京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首都文化具有历史、哲学和游侠式的浪漫激情。具有一种东方式智慧，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直觉判断。东方神秘主义、道家文化、儒教佛教等等，只是它的细枝末节而已。它本身的文化模式具有久远的历史，给人类不断补充一些激情和智慧，对人类是有帮助的。当然智慧包容了温情和爱，包容了理性和力量。凯瑞的精神停泊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她认为这就是理想境界。

余叶出生于北京。北京的胡同，就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小时候住在菜市口附近的教佳胡同里。他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胡同是一个真正北京人的命运。他诞生于斯，也终老于斯。但对余叶来说，却只是一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梦。一个他儿时玩弹球、打弹弓和交换烟纸的场所。然而，只要凯瑞与他谈北京，他严然就是一副老北京的架势。他会说我们胡同附近，从前住过袁世海、马连良，还有大名鼎鼎的京剧老板梅兰芳。那架势，仿佛这些名人与他都是亲戚。

凯瑞在北京，余叶要带她去“美味斋”吃有名的水煎包。他说从前著名的京剧琴师杨宝森的弟弟杨宝忠，常去那里吃早点。于是凯瑞就跟着余叶去“美味斋”吃水煎包。原来水煎包，如同她家乡的葱煎包差不多。它们同样都具有某种明亮的色泽。凯瑞想，余叶喜欢“水煎包”，也许“水煎包”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他童年居住的胡同，象征菜市口电影院里某部对他印象深刻的电影，象征胡同口某个摊位上的吆喝声。这便是余叶记忆深处的一个秘密，或者说是一个梦境。

余叶18岁离开北京服兵役。他曾是20军某团部的一名战士。曾经去过一次印度支那，亚热带丛林湿呼呼的空气，烈日下直冒白气的棕榈叶，以及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记忆中的恐怖，战友倏然倒下的尸体。越南，一个令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国度。战争、疾病、欺凌和掠夺，使世界陷入痛苦的呼喊中。余叶一直收藏着战地拍摄的照片，那是历史的见证。

凯瑞看过余叶这些珍贵照片后，心里增添了许多爱意。她想也许就是他的这些照片，她才最后嫁给了他。不过，凯瑞嫁给他的时候，他早已退伍到凯瑞从小生长的这座城市的某个图书馆工作了。他喜欢江南胜于北京，尤其生活在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点点滴滴都如诗如画。

凯瑞与余叶，是在余叶工作的图书馆认识的。那天凯瑞在一长排一长排的书架前，寻找一本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凯瑞对这个女作家，曾经办过的艺术沙龙很感兴趣。她知道斯泰因1903年从美国移居巴黎，一直到二战前夕的1938年，位于卢森堡公园西边的弗勒吕斯街（RuedeFleurus）27号，就是一代代富于激情、有反叛意识与想象力的画家及作家的精神乐园。画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以及作家乔伊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顶尖人物。

凯瑞在书架上找得头晕目眩。下午的阳光已经从窗前移开，书架前一对情侣似乎已离去多时。透过书架前的玻璃门，凯瑞看见坐在工作台前的男子，此刻正朝她走来。“你找什么书？需要我帮忙吗？”凯瑞说：“谢谢！我找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男子很快从书架上抽出了这本书。凯瑞惊讶他对书籍存放位置的熟悉，仿佛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你所要的书。凯瑞流露出了敬佩的目光，离开图书馆时凯瑞给他留下了地址。

几天后，凯瑞在中文系的个人信箱里，收到了署名余叶的来信。信是由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凯瑞一看便知道，那是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王羲之有《兰亭》与《圣教》。《兰亭》用的是圆笔，一圆到底，《圣教》用的是方笔，一方到底。无论哪一种，都是百代书法之楷模。

凯瑞喜欢余叶的书法，她没来得及回信，又去了余叶所在图书馆。图书馆仿佛成了凯瑞那些天的日常等待。或者说是一种隐秘的思绪，伴着渴望与心跳。

图书馆是安静的。它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象征，也是人们艰苦阅读和随意抒写的一个缩影。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记事，在静默中簇拥着，成为图书馆的日常情景。余叶工作在此情景中，就像置身在一处心智的迷宫，一处美不胜收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