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涉政(2)

如上文说，监生是王朝的“后备干部”，而生员乃贡生、监生的本源。监生到一定时限，即可被选任为官，部分监生又可通过科举入仕之途。缙士乡绅是监生发展的未来。可是在此前如果是造谣生事，纵情淫荡无赖之人，一旦为官，又不过是流氓入仕而己。晚明仕道黑暗，贪官骤增，虽有朱元璋所定严刑峻法亦不能制止这种情况，看来又与社会生活之中无赖流氓的大量存在，进而又影响到监生、生员有直接关联。

明代的流氓也渗透到最基层的乡村政治之中。明代中期后，保甲制代替里甲制，无赖流氓替代了乡间耆老成为保长、保正。原来的乡间大老凭借自身的威望进行了乡间治理。而后来乡民困顿，只好雇佣市井无赖充之。另有无赖充任收粮之官，他们专门克扣小民百姓，以肥私己。

明代流氓涉政之另一表现为流氓与太监合一，而明代太监专权成了家常便饭，更使大批流氓跻身政治舞台。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

明代太监不仅从流氓起家，而且一旦得势掌权以后，招纳亡命之徒，成为其头领，对他们颐指气使。这些无赖，对太监的权势甚是羡慕，力图借助太监的权势，为自己找到一棵庇护的大树。东厂西厂的设立，是太监参与政治最显著表现，他们虽没有官职，却通过这两个特务机构进行直接或间接遥控指挥。

东厂自设立，即成流氓无赖的渊薮。“凶人投为厮役，赤手巨万，飞诬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欲清奸尻，而奸尻益多。”东厂与流氓及其活动此不多述，此需说明的是太监所掌的西厂。西厂亦由太监任提督，其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遍及各地。成化年间。宪宗将一切大权委给太监汪直一人，当时汪直尚年幼，未谙世事，只好转权于群小，群小即大部分是流氓。西厂主管缉访谋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仓库、钱粮等，后又扩至专门搜寻细故，从街市斗殴，争鸡斗狗，到一时躲避不及之人，皆拿获拷打。东西厂不仅仅是朝廷的特务机构，而且也使流氓参与政治合法化，使他们不必再暗地里敲诈，而是堂而皇之地公开勒索，甚至掠夺。

太监专权无异于流氓涉政，其中原委还可从太监自身的心理寻找原因。入宫前，太监多是一些清苦之人，而且其中一部分是为寻找荣华富贵引刀自宫者。撇开入宫前的流氓习性不说，太监在生理上的不自足逐渐转变为心理上的变态，使他们在生理、心理上寻找人生的支撑点。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他们从精神到现实都具有十足的阉割情结。试想，生活在男女二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里，非男非女、无家无业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倘若说成为被阉割的太监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和报复，那么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回应性报复是在情理之中。其因势趁利，利用身边接近皇权中心的优势，弄权玩势，专政于朝廷，在这过程之中的手法与社会变异分子流氓并无二致。

清代流氓在政治领域活动范围虽不及明代，但也非常活跃。首先，他们干预朝政，变化法治，康熙间北京曾有一批“奸棍”，散布揭帖。另有不肖官吏，也唆使“劣棍”散贴布告，这些奸棍、劣棍无非造些无中生有之事，造谣中伤，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次，干预官员之升迁。流氓为官员所雇佣，声称民意，在遇不测时为己请愿，是以每遇有官员遭罢黜，必有棍徒聚众保留，或罢市，或公举，或分投各衙门投递呈状。这种情况，各省均有。然而，一旦官员得获美缺，却少见上述情况。这种拥保行动的结果，是流氓更紧密地与官员勾结起来，从而把持衙门，鱼肉乡里。

第三，打官家旗号是流氓常用手段。此举一例。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每每外出，手下家奴不断骚扰驿站，无所不为，官府也不敢干涉。当时有一无赖，名叫天保的正好利用了这一情势。他少时与福康安的家奴有关系，知道他的喜好，于是他和同党打着福康安的旗号，一路敲诈，骗取了不少钱财。一日，到了湖南辰州，正好知府清安泰乃福安康的门生，觉得有必要前去拜访，便手持厚礼去拜访，却被侍从拒在门外。清安泰心中怀疑，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拒，便突然冲入房内。当时天保正在恋床，清安泰上前揭开被子，于是真相大白，立即召集随从衙役，将此班流氓等一网打尽。清时流氓私造印信一事，史籍多有记载，光绪间，曾拿获土棍刁大等人，他们“私造印信，捏作公文”，并诈称奏案字样到处行骗，的确是流氓手腕。

民国时流氓涉政主要表现在流氓化的帮会与官场相勾结。帮会与官场相勾结，这在某些帮会中是有历史传统的。如青帮创始之时，本来就是为清廷漕运服务的，帮首及各级头目，均有职有饷，这使他们有条件与各类官场人物由相接近进而相勾结。青帮所立十大帮规，也明明有不许盗邪淫荡之条，恪守仁义忠信之语，这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以为该帮宗旨与他们信奉的“仁义道德”那一条并不违背。因而官员入帮并不罕见。

后来漕运既废，青帮生计断绝，无所事事，种种横行不法行为于是滋生起来。而此时官员入帮人数己日渐众多。流氓涉政在青帮发展的初期表现为官员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