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金融界

流氓向“白色行业”进军，开始从事正式的经济事业，是帮会史和流氓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同清末民初帮会流氓从地下秘密状态变为公开半公开的活动一样，在帮会发展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929年，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开张，是帮会流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此为标志，帮会势力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之中。

在这场历史性进军过程中，杜月笙无疑是帮会的头号功臣。但事情的始肇却非常简单。杜月笙的朋友，上海金融巨头之一的钱新之建议杜向金融工商界投资，杜觉得很有道理，便找他的智囊苏嘉善、田鸿年商量，这两人也主张开一家银行。当时上海除了英国的汇丰，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江理，日本的正金银行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和交通银行)以及属于民族资本的“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和数百家小银行。金融界称得上龙盘虎踞，强手如林，一家新银行很难站住脚。杜月笙手中有三鑫公司的庞大资金和利润，有赌台的大量收入，以这些资金开一家银行可说不成问题。但杜月笙并不打算掏自己的钱办银行，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当年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求各家银行在新银行成立开业之日去存一笔钱，号称“堆花”，利用这条陋规，杜月笙大做文章。试想那些银行一见杜月笙大名，谁敢不来“堆花”？大多数人顾虑今后有个三长两短，还须请杜出面摆平，今日不孝敬，日后怎求人？大英银行买办徐懋堂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2000多万元遗产，徐想独占，但徐庆云的小老婆想对分，结果杜月笙出面调解，给她50万便摆平了此事。像徐懋堂这样欠了杜月笙人情以及今后可能欠杜人情的为数实在不少，这是一。其二是杜月笙有通天道路，他的银行一经成立就有权向中央银行领用钞票，并得到相应的补贴。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1929年开张。徐懋堂的投资额超过杜月笙表示愿出而实际从未投入的“干股”。另一豪富通江信托银行经理朱如山有大量资金入内。连法国驻沪总领事满格林也将他历年搜括所得存入“中汇”。“中汇”不费一文钱，竟成了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赢利颇多的著名银行。1934年，杜月笙又用“中汇”资金156万元兴建银行大厦。这样，杜月笙不仅打入了金融界，还真的站稳了脚跟。

“中汇”建立之初，杜月笙很注意在金融界寻找同情者，建立同盟军。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遭到挤兑风潮，情急之下银行老板陈光甫镇江同乡杨官北出面请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一口答应，立即向工商界人士打招呼，动员手下凑款200万元支持商业储蓄银行，杜月笙本人亲自携带100万现款当众存入银行，挤兑风潮于是渐渐平息。陈光甫感激不尽，后来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无息贷给中汇银行使用一年。

宋子文系的唐寿民所开国华银行存有十九路军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收到的各届巨额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国华银行因此遭到上海银行界一些人的攻击。他们鼓吹制裁国华，意图一举将国华摧垮。为此甚至专门在某次“群众集会”上，通过了没收国华资本，勒令停止整顿的所谓“民众决议”。唐寿民慌了手脚，急忙通过钱新之向杜月笙通融，杜月笙又通过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晶和陆京士出面活动，将对国华银行不利的“民众决议”中的关键条款在见报前的最后一刻从版面上抽掉，围绕国华银行的风波即很快平息下来。

为了夺取银行界更高的地位，杜月笙投靠官僚资本，并积极充当打手，立下了汗马功劳，换来的是步步高升。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今后只有国民党政府开设的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次年2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共四家银行)才有权发行“法定货币”(俗称“法币”)，其他银行发行的货币应该逐步停止使用，以“法币”赎回。为防止上海的各大银行趁机兴风作浪，国民党政府事先调查了上海各大银行的情况，准备集中打击同北洋军阀关系密切的傅筱庵掌管的中国通商银行。届时，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将事先秘密搜集到的中国通商银行纸币集中到该行挤兑。傅当时正将流动资金投入建造耗资1000万元的中国通商大厦中，无法兑现三行手中纸币。傅又拒绝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加入官股，改组董事会，改造董事长的要求，逃往大连。事情弄到这一步，出乎当局意外。万一傅筱庵真的甩手不干，这个烂摊子倒也不好收拾。于是国民党当局让杜月笙出面请傅筱庵回到上海清理账目，傅不敢不从。过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又指定杜月笙担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和官方代表。由于帮凶有功，杜月笙被吸收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