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1)

舒可文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