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和采访到的所有人说的事，都是绝对具体，绝对鲜活的，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苏州河的历史和今天稍做对比，就发现，城市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了，尤其是在它处于巨变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断都会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变得可笑，比如对旧建筑的拆与保护这种最简单的争论，在种种的合理**中纠缠在一起，真不是谁高尚谁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采访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书房做功课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后来，生活周刊又陆续以这种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话题，有顺理成章的，也有败笔。其实顺着这些题目做下去，每一个都是很大的诱惑，刚觉得有意思就不能接着做了，因为，周末就得发稿。这种节奏虽然我已经适应，但是至今仍觉不爽。

回头这么一看，快10年的光景过去了，不仅我习惯了的方法论被改造了，世界观也被改造了，从原教旨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这不仅得益于采访，也还因为我整天就和一帮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人混在一起，转行的同时，也被他们调整着与时代进程的焦距。胡泳给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文化，那时候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全中国掀起了这个话题热，完全是由于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我才会认真对待这种文化，不然我会把互联网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吴晓东在做《地产十年》的准备时，我仔细听看他做的准备，要采访的人和事，对比我在做《居住改变中国》时所关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虽然一个是说地产一个是说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小于、钟和晏爱跟我聊天说电影，即使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她们看到的东西总是和我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更贴近电影本身。在安贞大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部被安排在跃层上的一个过道厅里，落地玻璃前阳光铺满整个房间，这里曾是编辑部最招人的地方。我们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讨论选题也是这么坐着，因为我们四个人只有两台电脑，谁都不好意思独占一台。隔壁的老潘经常到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其他部门的吴晓东、高昱、李三、蔡伟等等，都常到我们这儿喝茶，聊天，属于闷骚型的苗炜、王星也不时到我们这儿站一会儿，偶尔点评一句，总在逻辑之外。后来王小峰又带进了流行音乐，都是我这个年龄不会主动去听的。就这样，耳闻目染由不得地被他们改造了世界观。

当然还有一个大的背景，生活周刊的10年是非常顺时应势的10年，它的成型过程正好是在中国进入开放社会的过程中，所有中国人都经历着新时代的整理。生活周刊草创时期，这种类型的刊物在中国是第一家，谁都不熟悉这个刊物该是什么样的，做这么一个事本身就等于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主动调整姿态的位置。可能大家对杂志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对所谓时代进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各自整理的结果也不一定一样，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这种自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