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在行动

绿色江河志愿者机制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第一次持续开展的志愿者项目。2000年9月，绿色江河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发布面向全国招募志愿者的消息，计划每月招募两到三名志愿者，全年共招募30名志愿者，到保护站的工作是常务管理、设备维护、基本气象数据记录、沿青藏公路100公里藏羚羊种群数量调查、把每天的工作记录通过卫星电话上网传回绿色江河总部。我们还要求志愿者在完成保护站的工作后，回到原来的城市必须进行5场以上的演讲，把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招募的消息发出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刊登这条消息的报社的热线电话连续几天响铃不断。当年报名和咨询的人数超过1万人。

绿色江河志愿者项目启动的同时，青藏铁路宣布动工。青藏铁路穿越青藏高原腹地，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最大的工程之一。虽然青藏铁路的设计和建设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但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铁路建设还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藏羚羊迁徙的规律和迁徙的时间造成了影响。

从2001年1月1日开始，绿色江河在青藏铁路、青藏公路沿线开展了“藏羚羊种群数量调查及迁徙保护”、“长江源唐古拉乡畜牧业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调查”、“青藏铁路沿线的垃圾情况调查”、“长江源生态人类学调查”等实地调研活动。

2002年，四川大学环境系硕士研究生邓文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研究长江源第一个乡——唐古拉山乡的生态旅游。我想，长江源的旅游开发势在必行，在开发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收集数据，帮助、指导当地旅游业的开发。

2002年9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科通和工作人员钱琪红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考察，沿途的二道沟、五道梁、沱沱河沿、西大滩的垃圾遍地，钱琪红纳闷，怎么就没有人管理呢？“杨欣，你们不能给政府一些建议吗？”她问。2003年，我们启动了“青藏公路沿线垃圾调查”项目。

2001年8月志愿者刘源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那天我问她的研究课题，她说是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研究。“那就研究长江源的人吧，长江可是世界的。”我向她建议。2003年在自然之友“蒲公英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启动了“长江源生态人类学”项目。这是第一次研究人类活动对长江源生态环境的影响。我带领探险队把刘源送到长江源的最远点——姜古迪如冰川脚下，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她最终完成了“长江源生态人类学”调查报告。

2004年3月，绿色江河正式向国家环保局递交了《关于藏羚羊迁徙期间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临时性通道试验的报告》。绿色江河经过3年的持续调查和统计，已经基本掌握长江源区藏羚羊在青藏铁路建设前、建设中以及建设后的迁徙规律，同时也证明了青藏铁路藏羚羊迁徙通道的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楚玛尔河两侧，2001年青藏铁路施工前，没有藏羚羊产羔期间的滞留现象；2002年，青藏铁路路基施工期间，我们观察到800只藏羚羊没有跨过铁路路基，就地产羔；2003年，青藏铁路基本完工，在2002年的同一地点，有1500只藏羚羊没能跨过铁路，就地产羔。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已经成为可可西里东侧藏羚羊迁徙中的最大障碍。

2004年，绿色江河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计划进行协助藏羚羊连续跨越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试验。我们在青藏公路藏羚羊通过路段设立临时的红绿灯，进行车辆控制，平均每天拦车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一个月共计30个小时，目地是摸索出一套协助藏羚羊连续跨越公路、铁路的规律和措施。如果试验成功，再通过国家环保局推荐给有关保护部门参考，从而建立一个长期的保护机制，解决藏羚羊迁徙与铁路、公路的矛盾。

该项目是在千里青藏线上设立的第一个红绿灯，这不仅仅只是为藏羚羊提供了一个安全迁徙的通道，也是中国第一次为野生动物的通行设立了红绿灯，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在野生动物保护和青藏铁路建设中环保先行的积极态度，会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国家环保局通过召集有关部委职能部门和专家召开专门会议，达成共识：支持绿色江河这个项目的实施。绿色江河立刻通过新闻媒体发出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我们从数百名报名者中挑出了16名志愿者，《成都商报》从报社内部的七十多名报名者中挑选出十余名记者，组成最强大的采访阵容，分两批前往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服务和采访。

2004年夏天，志愿者在青藏公路2998公里处架设了临时红绿灯，在藏羚羊仅有的数公里的迁徙通道上，通过跟踪观察、清理周边路障、拦车等具体形式，尽全力为藏羚羊迁徙创造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通过志愿者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当年总共护送了两千多只藏羚羊通过了铁路和公路。在守护藏羚羊迁徙的日子里，志愿者尽了最大努力，同时也留下了遗憾。在志愿者离开可可西里时，我们的视线中还有数百只藏羚羊没能通过铁路和公路，它们分散在青藏铁路东侧的原野上，它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迁徙，只能就地产羔了。

藏羚羊为什么要经过千里迁徙集中产羔？这一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谜。青藏公路东侧的藏羚羊迁徙受阻将对这个种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

绿色江河通过基础调查和数据整理，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相应的科学调查报告，在科学报告的基础上，向青藏铁路设计建设单位、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青海省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同时督促建议的实施，并参与其中的具体管理和操作，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环境教育和宣传。由于绿色江河提交的报告和针对青藏铁路工程的实用性建议数据真实、科学，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国家环保局、青藏铁路总指挥部、青海省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绿色江河的建议给予答复，形成了政府和NGO在大型工程中良性互动的合作。其中的回复有《关于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藏羚羊顺利迁徙的通知》（青藏铁路总指挥部2002年8月6日）、《关于确保藏羚羊顺利迁徙的通知》（青藏铁路总指挥部2003年6月12日）、《青藏铁路总指挥部证明》（青藏铁路总指挥部2003年9月13日）、《关于感谢绿色江河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所作贡献的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10月2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对青藏公路铁路沿线居民点垃圾收运处置的建议和唐古拉山乡垃圾综合治理报告的复函》（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4年6月9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唐古拉山乡垃圾综合治理报告〉的复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4年3月31日）等。绿色江河的环境调整报告对青藏铁路建设期间的环境保护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成为民间组织促进大型工程生态保护工作的成功范例。

一个中国西部的民间环保组织，在没有任何专项资金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书籍义卖和极为有限的零星捐助，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在极端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建立起中国民间第一座自然保护站，又完全依靠志愿者的力量，在可可西里孤军奋战了10年。面对长江，面对可可西里，面对索南达杰在天之灵，我们尽力了，我们问心无愧。

2004年夏天，绿色江河最后一批志愿者离开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时候，保护站4台风力发电机只剩下一个风车还能转动，三根旗杆只有一面五星红旗还在飘扬。

这天，又一只通过公路迁徙的小藏羚羊被汽车撞死了。

杨欣：现任绿色江河会长。从1986年漂流长江后开始关注长江源，此后18年中，二十余次进入长江源和可可西里地区，通过图书义卖筹集资金，带领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启动了中国民间长江源及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10年的努力，使长江源的生态环境状况和藏羚羊的命运得到社会公众和各级政府的关注，同时自身也完成了从摄影师到探险家又到环保人士的转变。

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亲历了野牦牛队的崛起和解散、扎巴多杰的突现和去世、**题词“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策划和建立、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青藏铁路的开工建设及对生态的影响和保护、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创建和志愿者活动的开展、志愿者冯勇的牺牲等等，是可可西里10年来重要的见证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