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的进入

离开治多县后，我来到深圳，连续几个月的日子里，索南达杰牺牲时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所凝固的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雕塑般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我寄宿在朋友家中，坐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上，开始起草“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宏大计划。三个月中，我四处咨询，查阅资料，终于在1995年2月完成“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5年计划：5年中要组织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志愿者，对长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区进行4次生态环境综合考察，并分别建立4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与当地政府合作，对该地区的野生动物进行强制保护；与国内外科研院所的专家合作，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制定更加全面的保护方案，促使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的保护；同时招募志愿者在当地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培训，并通过志愿者对当地的环境状况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呼吁社会公众对长江源、可可西里生态环境加以关注和支持。

1995年4月，在深圳世纪文化公司郑建平先生的支持下，我与志愿者王毅飞往西宁，游说青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项目加以认可和支持。每到一处我都首先声明，不要青海政府的一分钱，只要你们出红头文件支持这个项目，我们到东部地区筹集资金。最多的一天我跑了六个部门，同样的话讲了六遍。有关部门都口头上表示支持，至于红头文件都存有疑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对社会有影响的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民间组织的环境考察活动，更谈不上建立民间的保护站了。政府都做不了的事，民间更指望不上。不得已，我直接敲开青海省委书记尹克生先生的门，秘书高钰先生接待了我，并很快安排我和尹克生书记见面。尹书记就长江源、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我探讨了近一个小时，并对我们的计划给予认同，他最后对我说：“按照你的计划该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我给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此后，我得到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史国枢副秘书长、环保局周永玲局长、农林厅陆文正副厅长的支持，最后环保局和农林厅共同下文，支持这个项目。

在陆文正副厅长的办公室，他专门向我介绍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规划。青海政府一直争取在可可西里建立自然保护区，但又苦于没有资金。保护区建设有规定，省级自然保护区由省政府出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中央政府出钱。青海没有钱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就直接向林业部申请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希望中央政府能出钱。但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有规定，要首先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之后，才能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资金的制约，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建设就遥遥无期地搁在那里。

1995年7月，在拿到青海允许我们开展长江源环境保护的红头文件后，我来到北京，寻求国家环保局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和支持。那时，北京人对于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都还相当陌生，在朋友和热心人的帮助下，我频繁召集和出席各种聚会，反复宣传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以及我们的宏伟计划，最终取得部分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支持，国家环保局王玉庆副局长对我们的项目也进行了批示，支持这项活动，我拿到国家环保局的红头文件，但文件中写明所有资金要自己筹集。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认识了许多关注环保的有志之士，给我很多的关照，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梁从诫先生。那时梁先生领导的“自然之友”环保组织也处于萌芽阶段，但他对我们的项目格外关注和支持，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杨欣，你看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10年来，梁先生的这句话说了多少遍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10年中对于我提出的请求，梁先生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1995年底，梁从诫先生在香港开会后专程来到深圳，帮助我游说深圳市市长，寻求深圳市政府对长江源保护项目的支持，最后深圳市政府给予了30万元的资助，为长江源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启动奠定了基础。同年年底，《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王伟群的文章《血染的希望》，第一次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索南达杰、可可西里、藏羚羊和我们正在开展的保护行动，随后《读者》全文转载。可可西里开始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

1996年1月，“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记者招待会在北京举行，除了各大新闻媒体以外，国家环保局解振华局长、王玉庆副局长、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先生以及青海省、深圳市环保局的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1996年5月，长江源生态环境综合考察队从深圳出发，在出发仪式上，王玉庆副局长专门从北京赶来和深圳市的领导为考察队送行。考察队到达青海后，青海省有关领导都出面接见、座谈，给这项活动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我带领这支由科学家、记者、志愿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进入了长江源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亲眼目睹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状况和生态的恶化，并通过媒体首次全面报道、呼吁社会对这里的关注。这次考察中我在玉树认识了治多县西部工委的第二任书记奇卡?扎巴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