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偷猎在行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玉树州西部的治多、扎多、曲麻莱三个县分别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担任了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开始可可西里矿产资源的全面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可可西里非法偷猎藏羚羊的现象非常严重，偷猎已经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索南达杰毅然把工作重心从寻找矿产资源转移到保护野生动物上来。两年中，索南达杰带领3名成员12次进入可可西里，由于势单力薄，在一次反偷猎中，索南达杰英勇牺牲，治多县西部工委也就自然解散了。

索南达杰牺牲一年后，时任青海省玉树州人**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递交了重新组建治多县西部工委的报告，并辞去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回到治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可可西里有45000平方公里，西部工委只有几个人员的编制，在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西部工委在县城张贴广告，招募队员，打算重新进入可可西里开展矿产开发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过去的同事、朋友，同时还是索南达杰的妹夫，他继承了索南达杰的职位和所有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西部工委的工作恢复，并逐渐壮大为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成员多来自退伍军人和当地的牧民，多是藏族兄弟，岁数从十五六岁到五十多岁，还有牧民赶着牛羊来加入这支队伍。

治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经常难以兑现，对于西部工委的工作爱莫能助。扎巴多杰出发前，政府给他们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加满了油，就算作是支持了，但允许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的所有罚没收入归他们自己支配。扎巴多杰带领这支光杆队伍开始承担起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任。4500米的高原上就地挖一个坑，在上面铺一块塑料布就成了他们的大本营。所有被褥、锅碗都是队员从自己家里拿来的，甚至有一些枪支都是借来的。西部工委的第一笔钱来自贷款，他们用贷款购买了一辆东风大货车，既可以装东西也可以载人，东风车成为继索南达杰牺牲后在可可西里出现的第一辆反偷猎车。那时的条件只能用十分艰苦来形容，但所有的队员精神饱满，生龙活虎，对前途充满希望。因为西部工委不只是反偷猎，还担负着开发可可西里矿产资源的责任。一些西部工委召募的临时工队员希望，自己在从事反偷猎工作几年后，能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或干部。这也是其中的动力之一。但他们最后离开可可西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成为正式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落下了头痛、关节炎、风湿病、心脏病等一身的病痛。

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西部工委在反偷猎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罚没的汽车等收入补充到反偷猎的经费中，甚至一些罚没的藏羚羊皮也被一些黑市商人收购，归入西部工委的经费。其实西部工委的角色十分尴尬，一方面他们要通过严厉的打击，把偷猎者赶出可可西里，还可可西里的宁静；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偷猎者，西部工委又失去了经济的来源。每次的反偷猎行动，队员们都很矛盾，不过还是希望能抓到偷猎者，而且是装备精良的偷猎者，这样他们才有饭吃，才能武装自己，才能继续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1998年西部工委获得社会的外援之后，罚没的藏羚羊皮再没有流入黑市，而是被封存或者焚烧。

“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计划在长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区建立4个自然保护站，第一个保护站确定建在可可西里腹地的楚玛尔河流域。1996年长江源环境综合考察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保护站选址。

但扎巴多杰给我建议：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不要建立在楚玛尔河边，楚玛尔河是风口，冬天不仅风沙大，还特别冷；同时，楚玛尔河是咸水，不能饮用。青藏公路穿过的楚玛尔河流域只有一处常年有流水，就是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的清水河。其实清水河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河水中汞等重金属严重超标，不过我们饮用了5年后才知道真相。清水河发源于昆仑山，把十几个大小湖泊连在了一起，这里有可可西里最茂盛的草原，是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等野生动物冬季主要的栖息地。

根据扎巴多杰的建议和考察队的实地考察，确立了楚玛尔河保护站的位置——可可西里东缘、昆仑山口与五道梁之间的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为了纪念索南达杰这位为保护藏羚羊捐躯的英雄，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起名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并于1996年5月27日奠基。随后，保护站建设用地得到了青海省治多县政府的正式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