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1)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

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

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

“时异久暂”，“是非递改”。

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

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

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

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

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

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开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惨的命运吧。

想到这里，珍妃不禁为丈夫和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是，光绪改革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但不幸的是，时局的发展证明珍妃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光绪主张的变法建议中，有“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一条，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政体一旦改变，皇家的绝对权威将不复存在。

即使光绪愿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从光绪口中得知慈禧可能准备改立新君。

闻此消息，珍妃心里万般焦急，假如光绪被废，她在宫中惟一的保护人都失去了，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凄风冷雨。

光绪更是心中万分焦虑，谭嗣同等虽有治国方略，却手无兵权，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光绪。

康有为于是对光绪进言，天子手无寸兵，难以举事，不如召袁世凯入京，利用他手中的军队逼慈禧退位……就这样，当年的八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光绪三次召见袁世凯，于第三次召见时赐袁世凯以密诏，表明自己准备废黜慈禧、诛杀荣禄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