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岛纪事(1)（图）

绿岛，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岁月的人来说，是个神秘而具有各种复杂意涵的地方，既有禁忌与恐惧的阴影，又有犯罪与惩罚的色彩。等到政治“解严”后，许多曾在绿岛被关过的政治犯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又仿佛代表了一种人权与自由的象征。这多变的意涵与色彩，正也代表了台湾战后所走过的复杂岁月。

绿岛，距台东十八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冬春季节，西北风强烈，海面上的波浪被强风刮起，变成小雨点，降落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的侵袭而干枯。站在台东远眺，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故称“火烧岛”。日据时代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

台湾光复后，当局更其名为“绿岛”，因夏初咸雨过去，其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绿色之故。绿岛岛民多以捕鱼为生，人口有数千人。1951年，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此前国民党军在登步岛俘虏解放军官兵百余人，押来台湾，先是安置在台北近郊的内湖看守所。后来，继在南日、东山、大陈等战役中又俘获了一些人，内湖看守所太小，不够容纳，于是便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为“新生”。当时实施戒严，压抑异议，不少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或以莫须有的罪名遭致陷构，也被送到绿岛来。

高峰时期，新生训导处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最多时有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犯人依其被认定案情的轻重，刑期不一。1951年初来绿岛的犯人多在十年内被释放，送回台湾本岛谋生。由于送到这里来的都是政治犯，属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和被管训者实际上始终处于意识和情绪的对立状态，绿岛对双方而言都成为一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也是现代台湾政治、社会甚至文学的特殊议题。

有关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李镇州在《火烧岛第一期新生》中写道：“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此外，秦汉光在《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