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 《电影检查法》(1)…

1930—1931年《电影检查法》

水银灯下，剪刀亮相

正如上世纪30年代一位研究电影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一种肤浅的、无关紧要的娱乐，然而到了《电影检查法》登场的时候，这种“活动影戏”甚至已不仅仅被视作艺术了。大规模地进入市场使得电影成了当局眼中“思想交流的利器”,而世间万物危险不过“思想”，于是从1930年11月《电影检查法》的颁布开始（或者把这个时间推迟到1931年1月《实施细则》颁布），悬在中国电影制作者头顶上的，除了市场之剑外，又多了一把剪刀。

电影大历史：破冰上的杂技

最初刺激国民党政府定立电影检查法的具体原因已指向不明。左翼电影人士愿意把此法的定立归于对异见镇压的需要，那或许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是并不能概括这样一部法律出台的全貌。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电影检查法出台当年，电影界最轰动的事件是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风波。这部电影最终被上海电检会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并由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报道歉。当时政府在电影外交上的强硬态度可见一斑。再以1934年为例，当年电影检查标准重新修订，禁映电影9部，其中美国片占6部，远远高于国内影片的禁映数。国民党政府中央电检会将“注意侮辱国体之外片”列为工作之一，并派联华公司总经理罗明佑赴美，以考察之名与美国电影界沟通，以避免辱华影片的再出现。1934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来华摄制赛珍珠原著的《大地》，剧本经中方审查修改，拍摄亦由中方派人监视。可见在电影检查法出台的动因中，维护民族、国体尊严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因素。在此之外，才是排斥异见、抑制武侠神怪泛滥、维护传统道德规范三大主旋律。

无论如何，与好莱坞的电影经验相比，中国电影检查法的诞生显然过早了些。虽然好莱坞那部著名的《海斯法典》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担负着管理电影内容与社会伦理冲突的重任，但它只是一部行业范围内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规范手册，最终要受到法律的监督。60年代，当美国宪法第34条修正案的运用越来越成熟，《海斯法典》的运用不断与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相抵触，一部基于电影发展意义上的全国性的电影法才正式诞生，那是1968年，距离《海斯法典》订立已近40年。

对于电影这项属于20世纪的最伟大发明来说，中国绝非一个良好的培育土壤，她无法像好莱坞那样从容，承担了太多电影之外的内容。在1930年，中国电影25岁的大好年华漂浮在水流湍急的动荡年代，犹如在破冰上演杂技，一方面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脚下的虚实。对电影的恐惧与对电影的狂热几乎同时进行。对电影的恐惧与狂热与对国家现状的恐惧与狂热之情又不期而遇，造就了一部充满非电影情绪的电影检查法。譬如《电影检查法》具体实施条款规定，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者包括9条，如为他国宣传、危害中华民国者，诋毁现政府之措施者，表现我国或民族之不良风习者；揶揄国人共同敬仰之先哲或现时闻人者，表演服用鸦片吗啡者，等等……

出于一种企图贴近历史的猎奇心理，我们极想知道的是，出生25年后，中国电影剪下来的见不得人的边角料究竟能接成一部什么样的“天堂电影院”。可惜我们的历史书更急于告诉我们真理，而非满足一些无聊的猎奇心理，所以我们的愿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

在朱塞佩·托纳拖雷的那部《天堂电影院》里，意大利小镇的居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接吻镜头最后被收藏在一个胶片盒里，成为一个时代压抑激情的象征，别有一种全民浪漫的劲头在里面。如果有人试图拍一部中国的“天堂电影院”，情况恐怕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假使真的有一个被精心收藏的中国电影盒子，那么这个盒子里装的，除了激情之女神外，还有羞辱、恐惧等各色妖魔，所以中国版的“天堂电影院”只能是一部集言情武侠神怪政治民族宗教于一炉的周星驰式恶搞片。

口述影像：反神怪，也反好莱坞

《电影检查法》的推行意义深远，中国电影不再被看做是简单的娱乐工具，在商业标签之外，还需加盖法律公章。中国最早看到的外国影片都是以纪实性为主的影片，由于技术及各方面限制,放映面不是很广，关注程度也不是那么多，到了1910年左右，电影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均开始放映，影响面也开始扩大，连集的外国侦探影片开始放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社会上有限制某些影片放映的呼声，但没有具体实行起来。1927年，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已经有地方性的电影法规出现，那时还是“令不出都门”。

国民政府颁布《电检法》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其一，是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需要管制，如果不管制的话电影有可能走入歧途；其二，是国民政府号召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希望把电影等文化事业统一到“三民主义”的体制之下；其三，因为当时影坛正盛行武侠神怪片，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反对声浪很大；另外好莱坞影片不加节制地进入中国，主管机关对此也不认可。这些原因促成了《电影检查法》的最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