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沉默是银 有声是金(1)

1931年《歌女红牡丹》

沉默是银，有声是金

1929年美国有声片正式输入中国之后，“有声”还是“无声”，成了当时中国电影公司必须回答的一道选择题。

1931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立时轰动海内外。到了下半年，两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有声片，华光影片公司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也呱呱坠地。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中国电影人就完成了有声片的试摄工作，尽管之后有声电影与无声电影竞争的硝烟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电影大历史：插上声音的翅膀

1926年8月6日，世界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在美国上映，从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当时的电影艺术家强烈反对使用电影有声技术这个新发明。查理·卓别林说道：“拍摄现场中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象是如此的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而在投资商那里也有两派意见，华纳公司的老板萨姆和哈里·华纳认为有声电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另外一些老板担心这项技术会让他们在添置设备方面花去太多金钱，担心演员有声对白的产生会使美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失宠。

在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对口语和书面语精益求精的审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强烈反对电影有声化，在法国出现了一条反对有声电影的标语：“噪声吗？是的！语言吗？不！”在日本，有声片遭到了“辩士”们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本来是喋喋不休的解说员，向观众解释默片的动作，能拿高额报酬，但现在他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了。最初他们试图用大嗓门盖过影片的对话，或者强迫电影院经理关掉声音设备，最后他们开始采用恫吓、雇打手入室袭击电影放映公司经理等方式来抵抗。

而在中国，对于电影有声化，赞成和反对两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的意见似乎稍占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一则我国的方言不太统一，二则无雄大之投资，颇难进行，三则另要训练一班有好喉音而同时能表演的演员。”而这一切“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

时间就在争论声中度过了，结果如何呢？在美国，力推有声片的华纳兄弟公司在竞争中获得了领先地位，它的市场价值在两年之内从6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亿美元，其他电影业巨人如派拉蒙和米高梅也不得不将所有资源投入到有声电影的摄制之中。到1930年底，差不多所有的美国电影院都已经达到了放映有声电影的要求。《财富》杂志对此评论道：“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中一次无与伦比的革命，发生速度最快，也最令人惊奇。”

事实证明，关于“语言屏障”会使美国电影失宠的担心对了一半———在欧洲，美国电影不但没有因为有声化而遭受冷遇，反而成了英语席卷世界的利器；而在印度，本国语言成功地成为抗击美国电影入侵的坚强壁垒，在日本也是如此。

在中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因为中国当时的电影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全面推广有声片，同时观众又不爱看洋文对白的电影，所以无声片和有声片的生产竟然共存达7年之久（1930-1936），而中国绝大部分的无声片精品也正是在有声片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当然，之后就是有声片的一统天下了。在电影领域，正像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一种影响巨大的新技术最终会取得支配地位，拒绝它和抵抗它都是徒劳无功的。

口述影像：胡蝶：“国语”是我的法宝

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现在，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

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我在这方面却略占先著，因我幼年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然又回广东去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得的北方话仍未忘却。此外，我庶母的母亲，我称之为“姥姥”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们，她本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的，就像英语、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

《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

说起制片的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是男演员，而出来的声却是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