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柳永事迹新证

唐圭璋

柳永是北宋杰出的词家。他适应着当时都市的繁荣和广大市民的需要，突破了唐五代以来花间、南唐词人所制小令的局限，继承了唐代民间乐曲的传统，发展了唐代民间的慢词(宋翔凤《乐府余论》，说慢词创始于柳永，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柳永以前，如《花间集》所载薛昭蕴的《离别难》就有八十七字，《尊前集》所载李存勖的《歌头》就有一百三十六字，杜牧的《八六子》就有九十字，锺辐的《卜算子慢》就有八十九字，尹鹗的《金浮图》就有九十四字；在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里，《内家娇》就有一百四字，《倾杯乐》就有一百十字。可见慢词早有，并不始于柳永，柳永不过为适应市民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化多方，进一步发展了它。)，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尽管宋代有好多著名的词家，如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NFDD3、吴文英、张炎、周密、王沂孙等，各标新境，各呈异彩；但溯流寻源，却不得不归功于柳永以毕生精力，开拓了词的疆土，替他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宋史·乐志》卷一百四十二，记宋太宗曾因旧曲创新声，作了三百九十曲。所谓旧曲，就是唐代的乐曲。柳永深习于唐代乐曲和民间流传的令词、慢词(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中，认为柳词与《云谣集》里的慢词直接间接有关的有《玉女摇仙佩》，《斗百花》次首，《昼夜乐》前首，《大石调倾杯乐》，《凤街杯》次首，《傅花枝》，《慢卷细》，《征部乐》，《婆罗门令》，《法曲》第二，《古倾杯》次首，《少年游》**两首等。)，也可能受了宋太宗大创新声的影响，因而更进一步地运用当时民间的新声，为歌妓和乐工大量创制新词。他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宏伟的气魄，热烈地歌颂祖国都市的繁荣和祖国自然景物的秀丽;并尽情地铺叙他对歌妓的一往真挚、深厚的情谊和他自己漂泊天涯的苦闷心情。这就使得广大市民喜爱他的词，并同情他的遭遇。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说他的词“天下咏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里，说他的词“传播四方”；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三里，记西夏的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高丽史·乐志》里也多载柳词。这都可见他的词在当时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又，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说，今少年十有**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当时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万俟雅言等作词源流都从柳氏来，这也可见宋人学柳的人之多。后来话本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妓春风吊柳七”；院本还有“变柳七”……都写的是柳永故事。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里，也有有关柳永的“花衢实录”。

虽然他的词为广大市民所喜爱，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可是当时从皇帝、宰相到一般文人学士都以为他是“多游狎邪”的浪子，轻视他“无行”，鄙视他的词俚俗。宋仁宗曾深斥过他“浮艳虚华”，不取他为进士(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晏殊曾责备他作“针线慵拈伴伊坐”一类的情词(张舜民《画墁录》。)；张先曾讥诮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十二引《艺苑雌黄》。)；苏轼曾怪秦观沾染柳词作风(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词注。)；李清照曾笑他“词语尘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此外，如王灼、黄升、沈伯时等无不诋毁他的词俚俗，王灼甚至说他是“野狐涎之毒”(王灼语见《碧鸡漫志》卷二，黄升语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沈伯时语见《乐府指迷》。)。不过宋人也有称赞他的词的，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无咎的话说:“世言柳耆卿之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赵令时《侯鲭录》卷七作东坡语。)。”祝穆《方舆胜览》卷十引范缜的话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缜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柳词见之。”还有人以为柳词可比《离骚》的，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引前辈的诗说:“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就是柳永的词;也有人以为柳词可比杜诗的，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的话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可见宋人对柳永也有不同的看法。反对他的人并不能压倒一切，掩没他的词的真价。在宣和年间，刘季高因为反对柳词，竟遭到一位老宦者的攻击。当时老宦者拿了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他作一首词看看，结果弄得刘季高无言可答。这也说明宋时人喜爱柳词情况(徐度《欲扫篇》。)。

可惜的是《宋史》没有柳永的传；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材料；宋人笔记里，偶有零星记载，但各书传闻异辞，也不完全一致。现在我主要从方志方面搜集他的事迹，并结合宋人笔记和他所作的《乐章集》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