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内蒙古。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

辽宁。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吗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色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吗啡馆则多为日本浪人所设。1933年，日本浪人在南山城地区开设了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等吗啡馆。贩卖海洛因和吗啡。一些贫苦的人吃不起大烟，吸海洛因、扎吗啡，很快就成瘾，快者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