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馆(3)

吉林。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是间壁得仅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得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色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色情服务。

黑龙江。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色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安徽。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