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个真实的包公(1)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之后，正巧，吴兴汉也正准备找他搞清包公的墓志铭。当然，也要搞清和包公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在这篇墓志铭上都为包公写了些什么，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志石已碎成了五块，断裂处缺损的字根本无法再寻了。其余没有缺损的部分，也由于长时间地埋在地下，腐蚀十分严重，而且还被厚厚的一层泥土覆盖着。要想剔除字缝中间的那些陈年泥土，又不损坏碑石上的文字，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成功的事情。

再难，也要试一试！

程如峰拿出了铁杵磨成针的那份耐心，一干就是十二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终被他做成功了。

文字出来了，可以想象，全是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字，那会儿又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标点符号，使用的也都是古代汉语。这让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几十年，特别是在古陶瓷、古代货币的研究上已卓有成就的吴兴汉，也感到棘手。这对程如峰，就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要把那些生疏艰涩的文字正确地辨认出来，再准确地断句，搞懂它的意思，这不光要深厚的古文功底，还要十分精通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要熟练地掌握北宋期间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知识。

程如峰于是又拿出了蚂蚁啃骨头的那种劲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苦钻研，一段话一段话地认真破译。常常为闹清一个字，就得花上三五天时间，为了弄懂一句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脑汁绞尽。就这样，经过反复地辨认，分析，判断，研究，核对，一个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终于被整理出来!

望着一个多月辛劳的成果，程如峰长长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欣慰。这以后，他又拿出几天时间，把陆陆续续整理出来的志文，工工整整地誊清了一遍。为现代人阅读上的方便，他还为志文打上了标点符号。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地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详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这文章的志石虽断裂为五块，依然不妨碍它的价值连城！

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绝非后人杜撰，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吴奎撰写的这个墓志铭，开篇就气势夺人，接下来说到包公在当朝和邻国中的影响，吴奎用了两句十分精彩的话：“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人敬重爱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包公为官甚久，走遍了山南海北，既看到了皇亲国戚、权臣将帅的贪残害政，胡作非为，又看到了北宋广大底层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激发了这位忠义之士一腔济世匡危的热血。

他对当时众多官员的追名逐利，感到可耻。他在奏议中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立下誓言，要做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正不阿，像唐朝魏徵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

程如峰把包公墓志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便越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完全因为合钢二厂一个愚蠢的决定。要不是他们需要建个石灰窑，包公墓群必须搬迁，包公的墓志铭不可能重见天日，他和他的同事们，乃至当今还在心中惦记包公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这么具体、这么详实、这么权威性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谱中所告诉我们的包公的故事，并对《宋史》和包氏家谱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校正。

无论《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还是《五朝名臣言行录》，在提到宋仁宗嘉二年，包拯建议立太子时，都写有“臣年七十，且无子”这句话。好像包公到了七十岁，仍膝下无子。但是，从墓志上看，嘉祐二年包公只有五十九岁，即便按照当时人一生下来便有了一岁计算，也只应该是“臣六十，且无子”，“七十”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再说，包拯离世时其子包已有五岁，包公不可能会在七十岁以后出现“老年得子”的奇迹。从另一个方面看，包拯“天圣五年进士甲科”，那时已是二十八岁，解官终养十年后才正式出仕，如按“臣七十，且无子”推算，包拯不可能三十八岁考中进士，四十八岁始才外出做官。

包公墓志铭的出土，使史书露出了窘态，也使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显得漏洞百出。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谱写成“包世忠”，这种谬误尚可理解，至少音还比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谱却当作包公之孙，包之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