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力量

文/雷颐

摄影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视。它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所说：“我们即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行走，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真确姿态是如何。然而，摄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与放大细部等方法，透露瞬间行走的真正姿势。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

或许，正是由于摄影有如此“魔力”，人们曾以恐惧的心态看待这项能够见证历史——进步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萌生与毁灭——的发明。本雅明还提到，摄影术在法国发明不久，德国的一家小刊物曾愤恨交加地要求及时对抗这项来自法国的恶魔技艺，认为“要将浮动短暂的镜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单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亵渎神灵了。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顶多，只有虔诚的艺术家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守护神明的至高引导之下，鞠躬尽瘁全心奉主，这时才可能完全不靠机器而敢冒险复制出人的神圣五官面容”。

尽管曾遇强烈反对，摄影仍不可阻挡地迅速普及，甚至刷新了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感知方式，其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虽与其他来自异域的工业文明一同被视为“奇技淫巧”，但面世不久就进入了近代中国。所以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丰富的影像资料供有心者研究，虽然这方面的“开发利用”现在还远远不够。当然，首先拿着相机的“拍摄者”是西方人，而对象、即“被拍摄者”是近代中国的种种“行状”。当然，外来者总有外来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与“猎奇”不无关系。但反过来，“被拍者”却也可藉此反观自身。因为“身在庐山”有时反而难识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们”自处其中的风俗、礼仪习以为常，认为“理该如此”、“天下”都应如此，因此习焉不察，更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正是外来者的新奇目光，把近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定格”下来，使“往事”并未如烟随时光消逝。

北京大学沈弘教授中西学俱佳，多年致力于“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图书馆潜心悉心、孜孜石乞石乞，所藏甚丰。他将零星搜集来、非常罕见的影像汇编成《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成“整体性冲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片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恰如本雅明所说：“相机会愈来愈小，也会愈来愈善于捕捉浮动、隐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会激发观者的联想力。这里，一定要有图说文字的介入，图说借着将生命情境做文字化处理而与摄影建立关系，少了这一过程，任何摄影建构必然会不够明确。”本书中详细的图说使一幅幅历史画面更具内在联系性，这种“图文并茂”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强烈。

面对这些图片，人们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许会感到古国文明的厚重，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会感到旧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许会为烽火夕阳中传统的衰落感伤落泪，或许会为一种新文明旭日东升般的兴起振奋激动……

或许，应如斯宾诺莎所言，面对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