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读《考古随笔》(4)

有关这里的“南岛人”推论似乎还可以有别的猜测，如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古埃及文字出现于4000年前①（见本书第38页），似乎可以推测为真正的推动源泉在古埃及那里，当然那些古埃及人在到“南岛”区域的同时也到了中国沿海。

陈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归为“大耳青铜头像”，以前人们只关注到眼睛，这次考古学家们看来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铜头像与古代耳部变形风俗》一文中，陈先生认为三星堆的“硕耳”从何而来不好确定，“因为无论是中原还是楚地，抑或中亚、南亚，考古上都不见这种独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认为那里的“硕耳”很可能来自“牛”，并且那里本身就出现了许多牛头似乎也可以佐证。我的解释是，三星堆群体流行古埃及的哈特尔女神崇拜，她的表现通常为“眼睛符号”或者牛头牛面，两者三星堆都不缺乏。并且在一些哈特尔的人头像中“牛耳”是特别得到夸张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剧》一文中，从现代环保观念出发，对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无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类必将毁于自己之手”！我深以为是。

说到“飞去来”器，一般人就会想到澳洲土著，在我书桌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飞去来”器，是老公从澳洲带回的，因为太精致了所以从来不舍得一试身手看它们是否真的会“飞去来”也。无疑这个器具确实具有这个“飞去来”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训练。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种宝贝，并且一般为富家子弟所拥有。查阅网络资料发现，1922年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坟墓里挖掘出过“飞去来”器的记录①。两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来猎取水鸟，看来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飞去来”器是制作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但发明与使用的时间恐怕可以追溯到更远。

《再谈飞去来器》中，作者谈到中国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后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也确实看到了实物。这个物品之奇巧，一般人连使用都不会，更不用说独立发明了，所以我认为“飞来去”地区在史前的文明联系是肯定的，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带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是这么说的：“传统认为马的驯化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方法自然是使用语言生物考古学，“因为印欧语系的词根，包括马、家畜和马车的字眼，但却少见谷物的名称。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测印欧语的祖先擅长畜牧，最初是从乌克兰草原迁移印欧各地的。”自从我接触文明源探索以来最让我惊奇的事情莫过于语言生物考古学的介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