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3)

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似乎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让我们回到书的正文。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不够，主要是需要睁开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国史前史需要的东西，明确打破“中华文明独立说”的民族主义情结。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①。”

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下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