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2)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这本书一上来就明确是针对“夏商周”的,这正是我关注的核心,我第二本书的副标题为“《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何其“对口”。当天回来就把整本书给翻完了。
很确切地说,张先生在书中确实没有明确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生的观点,我隐约感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张先生到底是做学问的大家,所以他只提出谨慎的证据,没有急于给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结论。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学者风度了。后来我还收集了一些他的有关论文,发现张先生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整体是比较犹豫的,而其怀疑点恐怕都纠集在商朝这里①。
张先生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恰合我的目的。他说他要“(用本书)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近十年来反复强调的”。哦,原来之前的人们看来一直是没有“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的,否则先生也不会如此“反复”倡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不愿意“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呢?是不能?还是不会?是不愿意?还是偏见?还是组织结构的限制?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人。
我是行外人,整个一愣头青,不管不顾竟然就恰合了先生倡议的“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所以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专业性与归属性了。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同源说”外围的文化氛围与专业队伍和专业归属问题,这里总算有点明白了。
我想,假如一项研究真的不好归于任何学科,那么,也就是说一门新的学科就开始诞生了!看看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这样诞生的,似乎与老的一些学科有关系,但实际上目标与任务都不同,于是新的学科就名正言顺地成立了。我认为“文明源”的研究本身就是全新的学科,不能附生于任何其他学科。它涉及的领域太广泛,仅我可以想到的涉及的学科就有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气候学、宗教学、生物学、文化学、艺术等,我相信任何一门已经存在的学科都会渐渐与其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所以我已经不仅仅是同意张先生的意见,而且几乎要把他的意思更进一步,说:建立一门跨专业学科的“文明传播学”!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建立其实还是“椟”,我们还是别忘记继续寻找“珠”吧。张先生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在“代后记”里,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在它处的一篇稿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里,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的话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的基层”,“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为之张先生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的例子。在张先生论述中国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区的“适应性”时,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适应性”可能近似于我要求证的“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