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中国文字来于中东(8)

5、中国甲骨文与埃及圣书体比较

目前看比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并且时间推定为大约距今3300年前后。这里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产地，现在很难肯定，需要考古发现才能断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认为很“初级”，属于初创阶段，不会时间过久。

仓颉假如真有其人，我觉得应该是商朝人，这是个对文字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重大组合改革的一个人。从多方面看“仓颉”这个人具有开放的国际眼光，他既综合了几种语言的特点，遵从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言现状，又调查了当时盛行的国际语言的规律，他肯定熟知中东的几种主要文字体系，最后他选取了单线条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中和与妥协。甚至还可以说仓颉真的很与时俱进，因为单线条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文字，他选取单线条本身就是对新出现的字母文字的一种接纳，但是整体构字逻辑上还是多少参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认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僧侣体”①的中间形态，既选取了单线条的方便与简单，同时又保留了象形文字——“圣书体”的特点。

一般传统认为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我同意这个承续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源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双线条的符号，它们明显处于图画阶段，这不仅给商人创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源流参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限。因为这些符号明显处于甲骨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期，前者尚处于图画阶段，后者已经是标准的体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应该有比这个更成熟的文字体系。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见292页）来源于古埃及，推测主要有二：外形上与古埃及“圣书体”（俗称“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构造逻辑一致，为双线图画；某些符号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状物原形，如“斧头”（见下图与294页图）。斧头在远古首先是一种礼器，甚至是王权的象征，所以它的形状以及出现都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所以这里举出“斧头”也不是出于随意。这是早期的象形符号。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联系，但很明显还不能称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头”。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为符号，后者是文字，其间应该有其他的过渡。

一般人会把中国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六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六书”相合，没有差异。这个规律很明显，就不总结了，只举一例。毫无关联的象形文字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义来，所谓“会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