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鼎盛人气高扬(3)
然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萨特和梅洛—蓬蒂以及《现代》杂志和广播的同仁们怀疑戴高乐政党会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倒向美国，并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于是萨特等人率先攻击戴高乐主义，萨特出言不逊，竟胡说“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是一丘之貉”。深懂民意的阿隆觉得萨特出格了，在戴派猛烈反击中，出面调停，主持辩论。不料萨特越走越远，竟影射戴高乐将军是希特勒，事后还怪阿隆偏向戴派代表，从此两人分手。后来在记者追问下又否认影射，但并未与阿隆和好。
在政治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投入政治斗争。自由人鲁塞多次邀请他组建政党，推他为精神领袖，他毅然同意领导革命民主联盟，并亲自制订宗旨：既反对奉行马歇尔主义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也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开辟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革命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然而，萨特太不识时务了，冷战双方那么强大，哪能容忍萨特书生说三道四呢?这不，同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发话：“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即将来临。”况且党内派别林立，矛盾日益尖锐，那帮乌合之众实际上只把萨特当做财神爷，敲了他三十万法郎作为经费。萨特讨厌政治内斗，不久就撒手不管了。就这样，革命民主联盟从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散，只存在十八个月。从此萨特永远不组建也不参加任何政党。他的失败，阿隆早在他筹备政党的时候就警告过他：“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隙，革命民主联盟千方百计占领之。在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企图开辟革命浪漫主义道路，尽管因诸多失败而失望，但总是时刻待命。”《革命浪漫主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费加罗报》。带有讥刺意味的革命浪漫主义是绝妙的评价：欧洲统一、欧洲大联盟、联邦民主宪法、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说得多好，可是能实现吗?然而具有理想的欧洲人看来非但没有责怪萨特，而且欣赏他的超前思想，对他的失败颇为同情。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萨特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尽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萨特的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文学创作及其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前的“自我为中心”已改掉了，战后他所有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的主题都是当时在社会生活中世人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比如《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萨特战前的剧本皆为借古讽今的神秘剧、寓意剧、荒诞剧，那么战后他的第一部剧作就以现实为题材，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剧。讲的是刚刚过去却仍旧脍炙人口的抵抗运动，着重表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硬是顶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处讲，作者想表现一种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勇敢的人们在极端的处境下，情愿选择死亡的自由。从而充分表现了萨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过后，欧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问题当首推犹太人问题，太敏感了，似乎谁都不敢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便是萨特，也似乎非他莫属。果然，萨特在刚问世不久的《现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反犹太者画像》，在此文基础上，次年出版《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部思想散论振聋发聩，一下抓住全欧洲最关注的问题，迫使人们严肃对待和处理，这关系到德法及全欧洲命运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他发出结论性的警告：“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自由的；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安全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一八五页，一九五四年加利马出版社。这部著作很快列为经典，成为研究和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必读之作。当然，作者采用现象学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萨特后来也承认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尽管结论是相同的。但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敢为天下先，抛出一块粗石，引来许多美玉。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死无葬身之地》几乎同时上演和出版的《恭顺的妓女》，在美国起初引起批评萨特的舆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说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剧在美国公演却大获成功，攻击萨特的一切不实之词很快化为泡影。至于后来冷战加剧，萨特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有人把《恭顺的妓女》改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虽然揭露参议员儿子的劣行，但最后还是归顺了他。而改编后，妓女不肯归顺白人公子了，从而变成可尊敬的妓女。萨特也听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国出版的萨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体现萨特思想转变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马蒂厄摆脱孤独，参加战争，与战友们一起体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也获得一次机会来宣泄以前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他介入时局，融入集体，变得关心战友，谛听他人呼声，也为团体着想了。钟楼一战，他坚持抵抗了十五分钟，借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真正属于他的行为。他狂怒的射击既表明他反抗社会强加于他的束缚，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泄了对自己对别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这样，自由人马蒂厄——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化身——从个体主义的体验转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体主义考验，融入集体，感受一次上层建筑的倒塌，在传统的价值废墟上萌发某种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