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生涯之写作(4)

我母亲听后心惊肉跳，但没有吭声。她知道夏尔对我另有期望。大部分中学里教德语的席位由选择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人占据，这是对他们爱国主义的奖赏。他们夹在两个民族中间，讲两种语言，因此他们的学业不正规，文化有缺陷，为此很痛苦；他们抱怨在学校里受同事敌视，受教育团体排挤。我应该成为他们的复仇人，为我外祖父报仇，因为我既是阿尔萨斯人的外孙，又是正统的法国人。卡尔让我知识渊博，走康庄大道：我将代表受难的阿尔萨斯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出色地通过获得大中学校教师资格的会考，成为堂堂的文学教授。一天晚上，他宣布要跟我进行男子之间的谈话，让娘儿们退席。他把我抱在膝上，郑重其事地跟我交谈。

我从事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此话为的是不挫伤我的愿望——但我应当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文学不能糊口啊。我知道有些著名作家是饿死的吗？我知道有些作家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吗？如果我想独立自主，应当选择第二职业。教书有空闲时间，而且大学教员和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可以交替从事这两种神圣的职业，一方面跟大作家打交道，另一方面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学生，我从中获得灵感，可以趁韵赋诗，把贺拉斯的作品译成无韵诗。聊慰客居外省的寂寞；给地方报纸写些文学小品，为《教学杂志》写一篇出色的希腊文教学论文，再写一篇关于少年心理学的文章。等我死的时候，抽屉里放着未发表的著作：一篇颂海沉思诗，一部独幕喜剧，几页关于奥里亚克古迹的考证，既博学，又富有感情。这些足以汇集成册，将由我以前的学生精心出版。

一些时候以来，外祖父对我德行的赞赏已打动不了我了，他称我是“上天的礼物”，颤抖的声音充满慈爱。我虽然假装听着，但已经听不入耳了。那次他肆无忌惮地对我说谎，我为什么会洗耳恭听呢？出于什么误会我使他说出违背心愿的教诲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生硬、严厉，在我听来，俨然成了去世的生我者的声音。夏尔有两副面孔。当他扮演外祖父的时候，我把他看做跟我一样的小丑，对他不敬；但当他跟西蒙诺先生或跟他的儿子们谈话，当他在餐桌上一语不发，用手指点作料瓶架或面包篮，让两个女人伺候时，我赞赏他的权威，尤其是食指的动作更叫我肃然起敬，他有意不把食指伸得很明显，只是半屈着在空中比划一下。使他的意图模棱两可，让两个侍女捉摸他的指令。

有时，外祖母一不高兴，搞错了，把果酱盘递给了他，其实他要喝酒。我责怪外祖母：既然我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愿望百依百顺，那么迎合这种愿望比满足这种愿望更为重要了。如果当年夏尔张开双臂，远远向我高喊：“这就是再生的雨果，这就是未来的莎士比亚!”那么我今天可能是机械制图员或文学教授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第一次以家长身份对待我时，显得闷闷不乐，由于忘记欣赏我，变得更加令人可敬。这是摩西在颁发新法令，即我要执行的法令。他在谈论我的天职时，只强调不利的一面，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确认我有此天职。如果他向我预言我的稿纸将浸透泪水，或将使我神经错乱，我的资产阶级中庸之道可能使我退下阵来了。然而他在让我深信具有天职的同时，使我明白我可以幸免令人眼花缭乱的紊乱，因为论述奥里亚克或教学法，既不需要狂热，也不需要喧嚣；至于二十世纪永垂不朽的呻吟，让别人去发泄吧。我甘心情愿永不叱咤风云，在文学领域满足于施展侍从的特长，温文尔雅，兢兢业业。至于职业写作，在我看来，似乎是成人的事，显得那么繁重严肃，那么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又那么枯燥无味，以致霎时间我深信这种事正是为我安排的。我既认为此事“不过尔尔”，又相信自己“确有天分”，与所有耽于幻想的人一样，我把幻想的破灭混淆为真理的发现。

卡尔把我像兔子皮似的翻了个儿。我本以为写作只是为了固定我的梦境，卡尔的意思则相反，我梦想只是为了练笔：我的焦虑和我假想的激情只是我的天才施展的诡计，旨在每天把我引向课桌，给我提供适合我年龄的叙述主题，准备迎接将来有了经验和成熟之后对付大题目。我神奇的幻想破灭了。外祖父说：“唉!光有眼睛还不行，还要学会使用眼睛。你知道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让他干什么吗？他把莫泊桑拉到一棵树前，给他两个小时，让他把树描摹下来。”从此我学习观察。作为奥里亚克遗迹天生的颂扬者，我伤感地观看着眼前的文物：写字垫板、钢琴、挂钟将通过我未来的苦差而永垂不朽，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观察着。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悲伤的游戏。譬如，直挺挺地站在丝绒轧制的扶手椅前仔细观看。有什么可讲的呢？喏，外面套着一块绿色毛茸茸的织物，两个扶手，四只脚，一个靠背，靠背上方装饰着两个木制小松果。暂且说这些吧，以后再补充，下一回我会讲得更好，最后将对扶手椅了如指掌。将来等我描写起扶手椅来，读者会说：“观察得多仔细，多透彻，多完整!这种特征是编造不出来的啊!”真实的笔，通过真实的文字，描写真实的事物。我倘若不变成真实的我，那才叫见鬼呢。简言之，我终于明白如何回答向我要火车票的检票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