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生涯之写作(5)
读者一定以为我珍视我的幸福。糟糕的是，我并未从中体验到快乐。我已经正式受命，别人好心赐给我一个前程嘛。我声明我的前程似锦，暗地里却不胜厌烦。这个书记官的差使，难道是我请求得来的吗？跟伟人们频繁接触之后，我深信作家必定享有显赫的名声；拿人们为我预言的荣耀与我身后留下的几本小册子相比，我感到受骗上当了：我真能相信子孙后代读我的书吗？他们真能狂热崇拜这么一点作品吗？真能对我自己也望而生厌的科目发生兴趣吗？有时我安慰自己说，我的“风格”会使我不被遗忘，外祖父认为斯丹达尔没有这种莫测高深的素质，而勒南则具备。但这种毫无意义的话不能使我放心。
然而，我必须自我牺牲。两个月之前，我好斗剑、善竞技，这下全完了!人家责令我在高乃依和帕达扬之间选择。我撇下心爱的帕达扬，卑躬屈膝地选定高乃依。见到小英雄们在卢森堡公园奔跑角逐后，他们的健美使我沮丧，我明白我属劣等，必须公开承认自己属劣等，然后收剑入鞘，回到芸芸众生中来，重新跟大作家们为伍。他们个子矮小，我不怕。他们小时候，体格不健全，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像他们：他们长大成人后，弱不禁风，老年时患卡他性炎，在这方面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一个贵族让人对伏尔泰饱以老拳，我也许会挨某个上尉的鞭打，而此人小时候在公园里假充过好汉。
我是出于无奈才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在夏尔·施韦泽的工作室里，在那些不成套的、破旧的、散线的著作中间，天才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因此，在旧制度下，很多军事院校的学生尽管命中注定只配舞文弄墨，却为了能指挥一个营而来受罪。有一个情景久久在我眼前不断出现，集中表现了名望带来的可悲排场：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上面放着几个长颈大肚瓶橘子水和几瓶汽酒，我拿起一个酒杯，周围一些穿礼服的人——足有十五个——举杯祝我健康。这是一个租来的大厅，我猜到我们身后那一部分布满灰尘，长期无人使用。由此看出，生活对我来说，是等到晚年能主持实用语言学院一年一度的庆典，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求了。
就这样，在勒高夫街一号的六层楼上，铸下了我的命运。我和卡尔进行过无数次交谈，面对着亨利·海涅、维克多·雨果，上方是歌德和席勒，下方是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我们赶走了娘儿们，紧紧搂在一起，秘密交谈，其内容对我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但每句话却印在我的心上。夏尔措词委婉，恰到好处，让我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天才。确实，我知道自己没有天才，我无所谓；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主义却成了我激情惟一的目标。这是指引内心贫乏者的火焰，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我不再敢对自己未来的丰功伟绩欢欣雀跃，再说我早已噤若寒蝉：人们想必是搞错了，要么有天才的是别的孩子，要么是我应该负起别的使命。晕头转向之余，为了顺从卡尔，我接受了小作家兢兢业业的生涯。简言之，他十分小心地防止我走文学道路，结果反倒促成了我的文学生涯。
时至今日，有时心情不佳，不禁寻思，我长年累月、日以继夜地埋头写作，消耗那么多墨水纸张，抛售那么多无人请我写的书，这一切是否仅仅奢望取悦于我的外祖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五十多岁，为了执行一个早已离世的老人的遗志，深深卷入他所反对的事业中去了。
事实上，我活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他感叹万分地说：“真想不到我为了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有时候我私下十分粗野，这种简便的方法有益于身心健康。粗野总是理直气壮的，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确实不是写作的天才，人家已经让我有自知之明了，认为我读死书，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我写的书充满辛劳和汗水。我承认对那些贵族派来说我的书臭气冲鼻。我常常跟自己作对，也就是跟大家作对，从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开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告终。我接受的命令已经缝在我的皮肉里，要是一天不写作，创伤就会作痛；要是下笔千言，创伤也会作痛。这种刺人的约束至今仍使我感到格外生硬和粗鲁，犹如史前的螃蟹，被海水冲上长岛的海滩，像煞有介事；也像螃蟹那样，幸免于时光的磨损而留存下来。我久久羡慕拉塞佩德街的看门人，夏日傍晚，他们在人行道上乘凉，跨坐在椅子上，眼睛无伤大雅地四处张望，却不负有观察的使命。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几个靠舞文弄墨卖俏的老头和一些文理不通的花花公子之外，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说话用的是自身的语言，写作的语言则是非固有的，从而我推断干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再说，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例如我外祖父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使我启蒙，使我伏案写作。如果他的声音没有化成我的声音，如果我在八岁至十岁之间没有傲慢地把所谓迫切需要的使命引为己任，尽管我是委曲求全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听信外祖父了。
我深知我只是一台造书机。——夏多布里昂
我差一点儿宣布弃权。卡尔勉强承认我有天资，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我的天资不够策略，其实我认为自己的天资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不过这一偶然性无法给予另一种偶然性——我本人——合法地位。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唱歌，但她同样不能因此而免票旅行。至于我，我有文学天资，所以我写作，一辈子干这个好差使。不错。但是艺术失去了——至少在我看来——神圣的权力，我飘忽不定，只是稍微富足一点，仅此而已。为了使我感到必不可少，必须有人请我出山。家人曾一度让我保持这种幻想，他们一再说我是上天送来的，千载难逢，对外祖父、对母亲不可缺少。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