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无人知（5）

人毕竟是渺小的。有梦想又如何？不过是早晨醒来在床头抑郁一小会儿而已——很快的，晨声、人、事就来提醒我们了。抑或，还有什么是叫人高兴的——比如作为母亲，看着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诗的女儿，于是高兴起来。但生命终是无奈，是空，这是心的缺口，她纵然不停地“来了又去”，做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这个缺口她的女儿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书上市四天即脱销，一版再版，年轻的女孩儿却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只说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高兴的”。但她比母亲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奋笔疾书的写作者的姿态抵抗这人生的虚无。”母亲却终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我们看来，没有成就，也没有做好母亲，似是不可恕的——但一个女儿不会这样看她的母亲，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会这样评价另一个女人。如果说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有过怨意，但几十年后的《对照记》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对母亲的理解、留恋和爱。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

“（母亲）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是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中的女儿。1950年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了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她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的。虽然她多数时间都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是母亲，但她更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有她的梦，她的理想，她的女儿索性连女儿——或儿子——都不要，我们不也理解了吗？

好在另有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亲人，多少帮张爱玲弥补了亲情的缺失。这就是张爱玲的姑姑。我们认识她，大多从那篇《姑姑语录》开始：

姑姑看到侄女写的文章，有所感触，也想写。但很快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姑姑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地赚了钱来，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像姑姑是一个开朗、干练、成熟、独立、注重生活品质的知识女性，在那个时代就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气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诗，不懂就是不懂，还怀疑他胡说八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也不一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寄过一张与张爱玲的合影给她的母亲，说：“我这张难看极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照片中张爱玲笑得龇牙咧嘴，不知那个一向期待她成为淑女的母亲可会满意。姑姑和母亲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姑姑不会鼓励她为一朵干枯的花而流泪，训练她“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这种坦白的作风想必是对她有所影响的。

所以看到姑姑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温柔沉静，不觉又惊讶又喜欢。张爱玲在一旁写上：“1940年末。我1952年离开大陆时她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这淡淡含情的话语对于她来说也算是少有的了。叫人想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