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无人知(5)
人毕竟是渺小的。有梦想又如何?不过是早晨醒来在床头抑郁一小会儿而已——很快的,晨声、人、事就来提醒我们了。抑或,还有什么是叫人高兴的——比如作为母亲,看着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诗的女儿,于是高兴起来。但生命终是无奈,是空,这是心的缺口,她纵然不停地“来了又去”,做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这个缺口她的女儿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书上市四天即脱销,一版再版,年轻的女孩儿却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只说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高兴的”。但她比母亲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奋笔疾书的写作者的姿态抵抗这人生的虚无。”母亲却终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我们看来,没有成就,也没有做好母亲,似是不可恕的——但一个女儿不会这样看她的母亲,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会这样评价另一个女人。如果说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有过怨意,但几十年后的《对照记》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对母亲的理解、留恋和爱。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
“(母亲)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是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中的女儿。1950年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了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她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的。虽然她多数时间都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是母亲,但她更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有她的梦,她的理想,她的女儿索性连女儿——或儿子——都不要,我们不也理解了吗?
好在另有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亲人,多少帮张爱玲弥补了亲情的缺失。这就是张爱玲的姑姑。我们认识她,大多从那篇《姑姑语录》开始:
姑姑看到侄女写的文章,有所感触,也想写。但很快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姑姑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地赚了钱来,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像姑姑是一个开朗、干练、成熟、独立、注重生活品质的知识女性,在那个时代就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气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诗,不懂就是不懂,还怀疑他胡说八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也不一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寄过一张与张爱玲的合影给她的母亲,说:“我这张难看极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照片中张爱玲笑得龇牙咧嘴,不知那个一向期待她成为淑女的母亲可会满意。姑姑和母亲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姑姑不会鼓励她为一朵干枯的花而流泪,训练她“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这种坦白的作风想必是对她有所影响的。
所以看到姑姑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温柔沉静,不觉又惊讶又喜欢。张爱玲在一旁写上:“1940年末。我1952年离开大陆时她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这淡淡含情的话语对于她来说也算是少有的了。叫人想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