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无人知（7）

所以张爱玲对苏青的认同就显得格外难得——虽然从表面上看，两位女作家也并非同类。张爱玲是冷的，苏青是热的。张爱玲于世始终是有距离的，苏青于世事是毫无遮拦的。张爱玲单身，无子女，苏青是儿女成群的。张爱玲的生活基本上还算是“干脆利落”的——即使和胡兰成一节打些折扣，最后也是她提出分手，不再往来——她没有自找那些“无数的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而苏青，却似乎正是这样（我从苏青的自传体小说中猜的）。

这样一个女人，张爱玲怎么会喜欢？虽然在写作上她们有相通之处——都是个人化的、女性化的（原色的中国的女性，而不是经过革命潮流冲刷过的女性）。苏青说过：张爱玲的文章中没有一个人是像自己的。张爱玲记下了这句话——这就是说，她承认还有一种人是不在她冷静透析的人性之内的。还有一种人是她无法轻松调侃的。他们没有一般人“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只是没有好结果而已。也许这些人心内的某些东西和她是相通的，她若不小心，他们就是样版。所以她必须冷静无情，不动声色，看着苏青忙下忙下，她只是提醒自己要“心中有数”，“我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现在有很多张迷，却少有苏迷，我总觉得，懂张爱玲而不懂苏青，还不是真的懂张爱玲。

苏青的一些事、一些苦，倒是别人先知，再传到张爱玲那里。苏青是个“兴兴轰轰”的人，也许对她来说，张爱玲是太冷淡了。另外，苏青忙。为子女，为亲友，为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人……忙了一辈子，结局却还是满身伤痕，孤单地死。和苏青相反，张爱玲自始至终都极度地“当心我自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至少从表面上。如果她和苏青是姐妹，一如一个家庭里，我的朋友说过，小女儿总是比上面的姐姐们聪明。她从她们的经历中看到太多，她无须再吃那些苦，就避免了许多错误。

这是在张爱玲的生命中经过的女人。

至于男人——不多，我们都知道的，她的父亲，还有胡兰成，都形象鲜明。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怯怯的影，不声不响，一个小的男孩，他是被忽视的，他的一生都是被忽视的，他有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他是张爱玲的弟弟，相同的血缘，在相同的家庭中成长，他们曾一起经历一切：

……（父母）剧烈地吵着，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张爱玲的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把张爱玲弄出去上学，不仅使她有了实现“天才梦”的机会，也使她避离了那个有继母和鸦片的可怕的家境。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我弟弟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教读。”

“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父亲跟继母在烟铺上对卧着说。

在《茉莉香片》这篇小说里，张爱玲写了一个自旧家庭的缝隙中挣扎生长起来的，有些畸形的孩子。她一定想起了她弟弟吧。她毕竟是牵挂他的。

弟弟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中学没念完就去找事做了。

张爱玲不堪虐待，从家中出走——她有几次决定命运的出走。决定命运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她做到了。

她去了母亲那里。有一天，弟弟也抱着一双报纸包的篮球鞋去了，却没有被收留。她的母亲只能负担得起一个人的教养费。

后来他哭了。张爱玲也哭了。

他还是回去了，带着那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

每次读到这些话，我都痛不能忍，恨不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好让我去帮助那个无辜的少年——在那时，没有人朝他伸手。张爱玲也无能为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即使他是她的弟弟。她所能顾的只有她自己，在乱世中一定要拔节而出，否则便是下沉。

也许因为女人的生命力总是旺盛些。张爱玲的书里，女人的生命力总是旺盛些。也许只是命。她果然拔节而出，而他却沉了下去。只有《对照记》中那张可爱的童年小照，大眼睛，长睫毛，不知世事，微微地笑。

我的心痛也会平息。当我合上这卷书的时候，穿过岁月照亮过往的光熄灭了，没有了张爱玲，也看不见他们——他们已经像影子一样消失了，一如过去的所有被忘记了名字的人们，一如他们从来不曾来到人间。

（本文写于1996年）